[6]  这个时期祭社并不仅仅局限于社日，十二月大蜡之后，还要在社宫祭社。《旧唐书·礼仪志》卷二四。

[7]  以清代所修地方志资料来看，吴桥县在二月二日这天“乡村咸祭赛土地神”，长子县在“立秋后第五戊日为社”，通州一带，“社日祀土神，春祈而秋报也。或以三月初三日，或以九月初九日，祭毕受胙”。嘉兴府则以“二月十八日为春社”，又罗田县在“仲春初戊日为社，每坊合为祭赛，名曰坐社”。见《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社日部》所引地方志资料。

[8]  “秋座局席系社邑举行的秋季祭社等会聚、饮宴活动。”而“乙亥年”怀疑为大中九年，即公元855年。此解释见宁可、郝春文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第133页。

[9]当时存在着不同等级的社，《礼记》说：“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参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第166页。

[10]  参见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社司转帖”之“春座、秋座、座社等局席转帖”，第132-242页。

[11] 宁可先生所说“兼具上述两类社的职能”的社应该被视为私社的第三种类型。

[12] 大中九年（855）的一份敦煌文书《九月廿九日社长王武等再立条件》（伯三五四四）中就有“社内每年三斋二社，每斋人各助麦斗，每社各麦一豆斗，粟一豆斗”的规定。

[13] 见《显德六年（九五九）正月三日女人社社条》（斯五二七），宁可、郝春文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第23-24页。这则文书虽是显德六年的，不属唐代，但距唐不远，且它是“再立条件”，初立时当距唐更近，故而为证据差可。

[14] 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仪式作为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方式之一，既可以有整合、强固的功能，又可能具有瓦解、分化的作用。”（郭于华：《导论：仪式——社会生活及其变迁的文化人类学视角》，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在笔者看来，节日中仪式的整合、强固功能是主流，而瓦解、分化作用是支流。事实上，很多学者都通过自己的人类学研究证明了节日（不仅仅是指社日）仪式的整合功能。赵世瑜先生在其《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中也明确指出：“上古村社的重要凝聚力量之一，就是社祭活动。”赵世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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