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完善和精神发展，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人道主义的最高阶段。(13) 后来的一些德国思想家们，或者把“文化”理想化为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精神创造的总和；或者把文化内向化为一个自发产生或生长的过程或状态。显而易见，康德强调的是文化从外在的物质的自然向人的内在的精神层面的转变；后来的两种倾向却强调了这两个层面的对立和分裂。19世纪初英国批评家阿诺德对“文化”做过著名的论述，他在《文化与无政府》中说：“文化可以恰当地描述为并非起源于好奇心，而是起源于对完美的热爱；它是一种对完美的探索。它不仅或者不主要由追求纯粹知识的科学激情所驱动，而是要由追求善的道德和社会激情所驱动”。阿诺德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完美”是一种“和谐的完美”(harmonious perfection)，它包含了“美”和“理智”(beauty and intelligence)两个特征。(14) 阿诺德认为，文化是世界上已经被想出和说出的最好的东西，这就是真善美的价值观念，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都来追求真善美，那么，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那就是对于现代文化和文明的批判。这种观点比较古代和中古自然状态的文化与现代文化、乡村田园文化与大城市文化，指出前者是质朴的、有机的、真实的、富有创造性的，而后者则是人造的、机械的、刻板的、了无生气的；前者高贵、根基深厚、充满自由和平等，而后者则堕落、腐朽、充满异化和剥削。卢梭在《论艺术与科学》中触及了异化的问题，他认为，早期的文化产生自人的需求，而现代文明却把许多统一的、程式化的模式强加在人的头上，从而束缚了人的精神和创造。在《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又指出，尽管私有财产可以开创一个文明的时代，但对早期文化的传统生活方式却是一种破坏。它导致人失掉自己的本质属性，变得相互疏离；它引入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敌对，却泯灭了有机和谐的人际关系。赫尔德在《还有另一种历史哲学》中也批判说，文明把人逼进矿井、磨道和大城市，把人的生机和活力变成堆堆矿渣。甚至艺术和公众生活也受到损害，人变得自我疏离，时代的理想变成了抽象的观念和自欺欺人的工具，时代的文化也变成了一纸空文。这种对现代文化与文明批判的趋势在上世纪初斯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达到高潮。斯本格勒在此书中对欧洲现代文明做了深刻全面的批判。
关于文化的发展和演化，18世纪以来的思想家们大多把文化的变迁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看，他们大体上表达了三种意见：一种是连续的线形发展观，以法国的孔多塞、孔德等人为代表；另一种是循环上升的发展观，以意大利的维柯为代表；第三种是辩证的发展观，以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概观》中以十分乐观的口吻说，人类文明的进步是连续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新知识、新道德、新政治不断涌现，在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面前，野蛮必将退却，人类必将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必将控制自己的命运。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是从神学阶段进入形而上阶段再进入实证阶段的理论。认为文化的发展可以从社会的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来进行分析。所谓静态，就是在横的方向上研究一个特定时代和社会文化总体中部分的功能与相互关系；所谓动态，则是在纵的方向上研究不同时代的文化变迁及其相互关系。孔德主张用类似自然中的因果一致律来研究社会文化的发展。他的实证主义的社会文化发展观基本上是线形的、进步的。维柯提出人类历史是从一个循环向另一个循环作螺旋式向上运动的，每一个循环中都包含着从神的时代到英雄时代再到人的时代的演化，神的时代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因素是宗教；英雄时代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因素是神话；人的时代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因素是哲学。这种历史文化循环发展的模式是非线形的，但却仍然是多样的、进步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论述了辩证发展的历史文化观。他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筑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结构形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关系是，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产生作用。这种辩证的发展观对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而言之，18世纪以来西方关于文化与文明的讨论大都包含在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讨论中，论者的角度复杂而多样，因此，它们的定义和内涵常显得不够明确。但就总体而言，他们所说的“文化”往往既有精神的层面，又有物质的层面，处于一种混杂状态之中。
三、现代的“文化”观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观以人类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开始研究文化问题为发端，人类学家对文化的研究产生了“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社会学家对文化的研究产生了“社会学”的学科；而民族学家对文化的研究则产生了民族志的学科。自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介入文化研究之后，文化与文化研究的概念迅速拓展，现代的“文化”概念已经复杂到几乎无法概括的地步。1952年，美国文化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在他们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评述》中对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精神分析等许多学科在内的人文领域加以综合和归纳，得出了200余种关于“文化”的界说，然而，在众多的“文化”定义中，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32—1917)在其《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依然是迄今为止最为经典的：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杂整体。(15)
泰勒的这个界说显然是无所不包的、开放的，它说“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complex whole)，其中包括了人类社会创造和接受的全部知识、信仰和行为体系，这就为后来无限开放的“文化”概念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20世纪50年代中期，克鲁伯和克拉克洪都对文化问题做了精审的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定义。克鲁伯的定义一方面强调人类活动的方式和原因及其结果，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及其产生的规范，因此，人类的行为模式及其产品、人类行为所依据的价值体系及其规范、人类行为习得的“符号”体系都是“文化”的基本内容。按照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归纳，克拉克洪的定义有以下12条：1.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总和；2.个人从群体那里活动获得的社会遗产；3.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4.一种对行为的抽象；5.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6.一种汇集了学识的宝库；7.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识取向；8.习得的行为；9.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10.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关系的技术；11.一种历史的积淀物；12.一种行为的地图、筛网或矩阵。(16) 不难看出，克拉克洪的定义实质上是对克鲁伯定义的一个拓展和具体解析。他们的文化观基本上是从历史、心理、行为、规范、结构、功能、符号等不同的视角对人类社会的知识、信仰、行为及其创造物所做的总体性、描述性阐释。
英国雷蒙德·威廉斯是较早关注文化问题的著名学者，也是较早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待文化演变的批评家。他在《文化与社会》、《唯物主义与文化的若干问题》、《文化》、《文化社会学》等著作中对文化做了大量的探讨。威廉斯正确地指出18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的巨大变革首先在语言演变中产生的模式。他特别拈出了“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等词语，通过它们在意义上的拓展与变化，说明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巨大变迁，而反过来，也正是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革才造成了这些词语的发展与变化。在这些词语中，“文化”是一个包含了更多、更复杂意义和关系的概念。按照他的理解，文化与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所有方面都密切相关，它可以在一般的意义上被定义为人类完善自身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在文献的意义上被看作以不同方式详细记录了人类思想和经验的知性想象作品的整体；在社会的意义上被看作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17) 更重要的是，威廉斯还把“文化”从“高雅文化”的狭小天地中解放出来，使之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为后来“大众文化”的兴起奠定了理论根据。在威廉斯之前，英国社会普遍接受的是阿诺德的文化观，即文化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完满的思想和言论，是人类一切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从而把文化从本质上限定在“高雅”的范围内。威廉斯是最早把文化从高高的位置上拉下来，使之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的批评家之一。在一篇题为《文化是普通的》文章中，威廉斯指出，人类社会的构成基于这个社会的大众形成的共同意义、价值和目标，其发展则有赖于社会的全体成员对这些意义和价值的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这样一个过程也正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头脑不断成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缓慢地习得已经为社会接受的价值和意义，然后再通过亲身的体验、观察和比较，检验并发现新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每一个社会的文化都包含了已经获得的价值和意义及新发现的价值和意义两方面，因此，文化从本质上说既是传统的，又是创新的；既是社会大众接受的最普通的，又是个人最优秀的；既是整个社会大众共同的生活方式，又是个人独特的、富于创造性的发现过程。显而易见，威廉斯的这一论述开启了后来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理路。
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前苏联学者也对文化问题展开了积极的研讨。从总体来看，他们的观点更强调社会政治与历史的维度。如果说，欧美学者更侧重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待文化，那么，前苏联学者则更侧重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阶级矛盾与对抗等角度来看待文化。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状态等都是文化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他们提出了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总和的观点，也就是说，文化既包括了人类物质活动的对象性结果，也包括了人在这种活动中所发挥的主观精神和才能，前一种属于物质生产，后一种属于精神生产，物质生产产生物质文化，精神生产产生精神文化，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总之，他们的文化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学界的出现，当在清末民初。当时所用的“文化”是西文Kultur和Culture等的汉译名，国人之所以采用这个译名，一者是因为中国古籍中本来就有这个名词，二者采用此名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日文的影响。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从汉语中借用“文化”一词来翻译德文的Kultur和英文的Culture。清末民初之季，大批国人东渡求学，当时的许多中文期刊杂志都是在日本首先问世的，提到“文化”之类新名词的许多文章又都首先发表在这些期刊杂志上，而撰写这些文章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有过留日的经历。由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文化”像许多其他新名词一样，是经过了日文的中介而进入汉语的。(18)
19世纪末，中国思想文化界已经认识到，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绝无出路，因此必须急起直追，学习西方文明。有志于变革求新的知识分子，若康、梁、章、严之辈，在他们的文章中常常使用“文明”一语，特别是梁启超，他用得似乎最多，以1901年为例，他发表的文章中几乎篇篇可以找到“文明”，而且有些文章中还不止一处。譬如，在《过渡时代论》中谈到正在过渡中的俄罗斯时说：“俄国自大彼得及亚历山大第二以来，几度厉行改革，输入西欧文明，其国民脑中渐有所谓世界公理者，日浸月润，愈播愈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