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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观念的演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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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6: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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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的概念。“文化区”与“文化圈”不同，它并不强调一个地区文化特征的类同，而是强调其文化发展演化与传播的轨迹，探索其共同的历史传统。
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这派学者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整合的系统，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在这个系统中起一定的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功能。因此，文化研究首先不是历时的、纵向的关于文化起源、历史之类的研究，而是共时的、横向的关于文化的本质及其内部结构功能的研究。换言之，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文化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它们在对外部调适与内部整合两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具体而言，拉德克利夫—布朗强调一个文化统一体中的社会结构，其中不同部分、层次之间、人与人之间变动不居的相互关系；而马林诺夫斯基却强调社会中个体的差异性以及文化对个体生理与心理需求的满足，因而，他对文化结构功能的研究不是侧重从社会的角度而是侧重从个人的角度切入的。正是在这里他与拉德克利夫—布朗显出了分歧。但在方法上，他们都强调比较研究与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功能学派对中国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心理文化分析学派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卡迪纳(Abram Kandiner)、本尼迪克特(Ruth Fulton Benedict)、米德(Margaret Mead)等。这派的基本观点是，人的心理和人格对文化影响至大，人格的基本心理结构，即“自我”、“超我”、“本我”及其相互作用决定人格的基本特征，而人格的基本特征构成了文化的基础，决定了文化的基本形态。卡迪纳指出，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形态是由这个文化或社会的大部分成员共同拥有的人格形态决定的，正是这种基本的人格结构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秩序、凝聚力和认同感。本尼迪克特以其著《文化模式》名世。她研究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提出了“阿波罗型”、“狄奥尼索斯型”与“妄想与偏执狂型”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模式。显而易见，前两种类型基于尼采的“阿波罗精神”(或曰“日神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或曰“酒神精神”)的观念；而后一种类型则来自弗洛伊德的理论。本尼迪克特所谓的“文化模式”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总体上的社会模式和民族精神的代称。米德沿着本尼迪克特开创的道路，继续研究不同的人格与社会行为的模式，她得出的结论是，人格的差异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行为的差异，不是由于生理性别的原因，而是来自文化的塑造。她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的“前塑文化”(Pre-figurative)、“同塑文化”(Co-figurative)和“后塑文化”(Post-figurative)的观点，对于研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20世纪后半期西方的文化研究从文化人类学的范畴走了出来，进入更加阔大的领域，这一趋势实质上受两股潮流推动。一是五六十年代比较文学中美国学派的崛起；二是七八十年代理论热的形成。比较文学本质上是跨越民族文学界限的文学研究。早期的法国学派主张“影响研究”，强调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但到20世纪中期它的中心从欧洲大陆转移到美国时，美国学派便高举起“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大旗。前者把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从“事实联系”扩大到事实联系之外的领域；而后者则把文学之内的研究扩大到文学的范围之外。比较文学本质上注重理论的探讨，对种种新的理论观点和流派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因此，当后来种种理论流派盛行一时时，比较文学的研究便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文化研究”。从过去20年来西方学术的实际情形考察，我们不难看出，文化研究的领域覆盖了人文、社科甚至某些自然科学的领域，形成了西方当代学术研究的主潮。
文化研究领域的扩张与比较文学的发展、各种新理论的兴盛表现为一种相互生发、相互为用的胶着状态。事实上，我们很难在这三者之间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譬如，五六十年代美国学派兴起时就已经把比较文学的研究从文学范围内扩张大文学范围外，大约二十年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各种理论推波助澜，把比较文学进一步推向了社会、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媒介、历史、语言、艺术等许多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研究”、“民族志”、“族裔研究”、“女性主义”、“影视研究”、“传媒研究”、“大众文化”等形形色色的名目。1994年出版的《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是以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的第三个十年报告为基础的，这本书很好地说明了比较文学在当时的多元文化走向。(45) 最近几年，比较文学的领域继续膨胀，一些学者将“同性恋研究”、“地域研究”(Area studies)也揽入比较文学的领域，例如，斯皮瓦克在她2000年5月所做的“韦勒克图书馆讲座”中就声称，“新比较文学”应该与“地域研究”合作，将比较文学前一段侧重的“文化研究”与“地域研究”结合起来。(46) 尽管她一再强调“地域研究”中对语言和文学的重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地域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以社会和人文科学为核心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其范围是相当宽泛的。
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轨迹和动因与美国的情形相仿佛，只是在时间上比美国晚几十年。上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获得复兴，其时正赶上西方理论大潮扫荡文化学术的各个领域，各种“主义”的理论迅速冲进敞开门户的中国社会，理论的大潮裹挟着新兴的比较文学汹涌澎湃地冲刷着学术研究的各种领域，使中国比较文学一开始就超越了传统的影响研究，接纳了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进而扩展到文化研究更广阔的范围。由于比较文学与各种理论的推动，文化研究已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主潮。
注释：
①②⑤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90、36、16页。
③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正》，中华书局，1987年。
④Terry Eagleton, The Idea of Culture,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p1.
⑥孔颖达：《尚书正义·虞书·舜典》，《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25页。
⑦王融：《全齐文》第13卷，《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中华书局，1987重印本，第2860页。
⑧束晳：《补亡诗六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641页。
⑨杜光庭：《贺鹤鸣化枯树再生表》，《全唐文》第6册，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30卷，第5719页。
⑩耶律楚材《太阳十六题》，《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66页。
(11)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6页。
(1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
(13)Meyers Enzyklopaedisches Lexikon Band 14" kultur" 辞条。
(14)Matt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58—80；可参看韩敏中的中译本《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年，第6—32页。
(15)Edward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John Murray, 1873, vol. 1, p1; 可参阅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16)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Basic Books, 1973, pp5—6; 参看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
(17)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Penguin Books, 1961, pp13—19; 参看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21页。
(18)例如当时最早的一些期刊《清议报》、《开智录》、《国民报》、《新民丛报》、《游学译编》、《民报》、《复报》、《中国新报》、《天义报》、《河南》、《夏声》、《学林》等都是在日本出版的；而采用“文化”一词的一些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鲁迅、周作人等都曾在日本居留过。
(19)《清议报》第82期。
(20)原载《开智录》，转引自《清议报全编》第15册。
(21)转引自《清议报全编》第16册。
(22)《游学译编》1902年，第1期。
(23)欧榘甲：《新广东》，1902，转引自张楠、王忍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第295页。
(24)章炳麟：《驳康有为书》，转引自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第754页。
(25)章炳麟：《中华民国解》，《民报》1907年，第15期。
(26)汤志均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505页。
(27)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东方杂志》，1908年第7期。
(28)令飞(鲁迅)：《摩罗诗力说》，《河南》，1908年第2、3期。
(29)令飞：《科学史教篇》，《河南》，1908年第5期。
(30)迅行：《文化偏至论》，《河南》，1908年第7期。
(31)王宪明编：《严复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10页。
(32)梁启超：《什么是文化？》，《晨报副镌》，1922年12月1日，转引自《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266—274页。
(3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9页、352页、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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