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而谈创新的东西少。想来大抵要“依靠”，多半只能是现存的、老旧的东西，很少可能是未来的、新生的东西，这大约是人所共知的道理。(34)
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胡适和陈独秀都讨论过文化问题。胡适的文化观大致也是广义的。在《东西文化之比较》一文中，他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他们适应环境胜利的总和”，(35) 从器具的发明、火的发明到农业的发明；从文字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到望远镜、无线电的发明都可以归入文化的范畴。这一切的发明都要靠智力、靠理智，所以是精神的，但这些发明的成果则又是物质的，因此，他认为文化的表现是“物质的精神的”两方面。陈独秀的文化观似乎就没有那么宽泛。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他提出，文化的内容只包含“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不包括军事、政治(指实际政治，而政治哲学仍应归文化)和产业。(36)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批评那些持广义文化观的人说：“又有一班人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到文化里面了，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何种心理看得文化如此广泛至于无所不包？若再进一步，连军事也拉进去，那便成了武化运动了，岂非怪之又怪吗？”在他看来，政治、实业、交通等固然是人类生活之必需，但它们是“跟着文化发达而发生的”，因此应该属于文化范围之外，而文化的内容只能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一类的事。(37) 陈独秀所说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内，可见，他的文化观虽然不是广义的，但也范围不小，大抵精神的层面在他看来都应归属于文化领域。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持这种观点，如杨东莼认为，“文化就是生活”，是“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生产出来的精神的生活方式，即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法律、政治、艺术、哲学，便叫做精神文化。要这样解释文化这个名词，才能获得这个名词的真义。”(38)
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对于“文化”的讨论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更多地从“新”文化与“旧”化的关系出发来讨论问题；另一个则是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并由此论及关乎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大计。例如，陈独秀就明确地说：“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还要能制止战争、发展产业、创造新的政治、提高劳动者的权利和地位，实现人的平等。(39) 事实上，以“五四”为发端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清理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运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围绕“文化”问题，对传统旧思想、旧观念、旧道德、旧伦理、旧体制中的各个层面，就哪些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哪些应该摈弃或改造等加以检讨，甚至展开激烈的争论。
关于中西文化长短优劣的讨论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杜亚泉、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较早对中西文明中的特点做过比较，如杜亚泉认为，西方社会为“动”的社会，因而产生“动”的文明，中国社会为“静”的社会，因而产生“静”的文明；(40) 李大钊赞同“动静说”，更进一步把东方文明说成是“自然的”、“安息的”、“消极的”、“依赖的”、“苟安的”、“因袭的”、“保守的”、“直觉的”、“空想的”、“艺术的”、“精神的”、“灵的”、“向天的”、“自然支配人间的”，而西方文明则是“人为的”、“战争的”、“积极的”、“独立的”、“突进的”、“创造的”、“进步的”、“理智的”、“体验的”、“科学的”、“物质的”、“肉的”、“立地的”、“人间征服自然的”等；(41) 陈独秀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42) 这类文章从宏观的、比较的角度探讨东西(或中西)文明，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在当时的语境下，也具有新意，但是东西方文明所含地域之广、民族之富、内容之复杂，决非这种非此即彼的几个简单概念所能判然剖分，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比较必然导致激烈的争论。
对中西文化做较为全面和深入比较研究的当首推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三方面仔细分析了西方文化较东方文化进步的理由，并且提出西方、印度、中国三种文化发展的路向，这些论述中难免有不合理的部分，但他得出的结论即“对西洋文化要全盘接受根本改造”的观点却是有一定意义的。这里所谓的“根本改造”，就是要坚持以孔子人生哲学中具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独特的精神去改造西方文化中那些不适合我们的东西。这个思想显然是有一定价值的。(43)
在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陈序经和胡适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尽管在遭到批评之后，胡适试图以“充分的世界化”来取代早先的“全盘西化”的说法，但本质上却没有什么变化。(44) 这种“全盘西化”的观点，自然遭到了不少批评，与王新命、萨孟武等十教授为主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派形成了对立。“本位文化”的主张固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但其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立场是值得肯定的。
当时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论战并没有结论，但它提出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与建设却依然有重大意义。
四、当代西方“文化”及文化研究
当代西方文化领域产生了两个重大现象，一是20世纪初期出现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综合原先的“人类学”与“民族学”(Ethnology)两个学科，吸收自然科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学科中出现的新理论、新观念，逐渐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呈现纷繁复杂的面貌；二是在种种“后”字号理论和跨学科研究之风盛行以及经济文化呈全球化、多元化发展态势的语境下，学者们纷纷从自己原先的学科中走出来，进入交叉研究的阔大领地，从而形成一股强劲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热潮。而文化研究与文化人类学在当代则形成相互发明、交相为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情势。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文化与人，或者不妨说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人，但由于当代的文化观念更趋泛化，因此，现当代文化人类学必然呈现行色各异的理论流派。举其荦荦大者，有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历史学、功能主义、心理文化分析等。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下形成的“文化进化论”学派在文化人类学中影响甚大。此派又有新派与老派之分。古典的老派以泰勒(Edward Tylor)、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等人为代表；新派以怀特(Leslie Alvin White)、斯图尔德(Juliar Haynes Steward)、塞维斯(Elman Rogers Service)和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为代表。经典的文化进化论学者通过对原始宗教、原始婚姻、原始社会形态的研究，提出了人类社会犹如生物进化一样在不断从简单向复杂、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观念。泰勒认为，人类文化大约可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开化之前有原始的狩猎采集阶段和野蛮的以动物驯化与植物种植为生的两个阶段，开化之后的以文字书写为发端的文明阶段。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不同民族的文化实质上是沿着这同一条轨迹发展演化的，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其实是文化进化的不同阶段的表现。摩尔根的文化社会进化观与泰勒类似，他明确地提出人类文化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并进一步把前两个阶段分作低、中、高三个级别。新派的文化进化论者捍卫古典进化派的立场，一方面强调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致性、阶段性，另一方面则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演化。与老派不同，他们不再从食物的获取、工具的进步来划分文化阶段，而是以能源的获得为标志做出这种划分。例如怀特提出，人类文化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原始时期，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依靠的完全是自身的体力，这是一个以自身能源为标志的阶段，与其相应的社会形态是原始共产主义；到古代农耕时期，人类以谷物栽培和动物驯养代替了原始的采集与狩猎，开始把太阳能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这是一个以太阳为能源的阶段，与其相应的是古代文明社会；到近代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发现了新的动力，开始利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新资源，这是一个以地下宝藏为能源的阶段，与之相应的是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到当代，人类已经发现了“核能”这个新的能源，尽管目前，这一新能源的应用范围尚不大，但它无疑将把人类文化引向一个新阶段。新派进化论与老派进化论的另一个不同是，他们不再坚持人类文化进化的单一性的观点，而强调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相对性与独特性。例如，斯图尔德就提出了人类文化多线发展的观点。他指出文化形态的决定因素是生态环境，不同的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的文化形态，而相似的生态环境产生相似的文化形态。由于生态环境的不同，造成生产技术与工具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差异，从而形成人类文化多种形态与多线进化的可能。他的这一理论通常被人称作“文化生态学”。此外，新派进化论者还提出了文化的“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的概念。所谓“一般进化”指的是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一般性发展；而“特殊进化”则指不同的文化形态的特殊性进化。换言之，人类文化在同一个进化过程中，可能产生不同方向的发展演化，一方面文化从低级到高级按部就班地发展，而另一方面，为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文化则会产生多种形态的变异。前者即所谓的一般进化，而后者即特殊进化。
文化传播论学派不赞成古典进化论学派提出所谓人类文化独特发明、平行发展的观点。他们认为，不同民族或社会的文化之所以有类似的发展并不是基于人类精神或心理的类同，而是由于文化的传播或借用。传播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格雷布纳(Fritz Graebner)、奥地利的施密特(Wilhelm Schimidt)和英国的里弗斯(William H. Rivers)等人。德奥学者提出了“文化圈”(Kulturkreis)的理论，其主要依据是地理条件，地域分布，其基本内容是，人类文化史乃是由若干文化圈或其组合在世界范围内迁徙构成的，而英国学者则认为这种理论过分僵硬，提出民族迁徙是形成文化传播的基本途径。
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博阿斯(Franz Boas)和他的学生们。这派吸收了文化进化论与传播学派的合理因素，提出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独特性的主张，反对古典进化论试图寻求文化进化普遍规律的观念，他们认为，不同文化的独特性也是传播论无法合理地加以解释的。他们认为要理解和解释特定的文化，就要重建该民族文化发展演化的历史，因此，他们的历史观不是总体的文化史观，而是不同的民族文化史观。博阿斯等强调不同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反对种族主义，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其独特性与独立存在的价值。这派学者还在“文化圈”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区”(cultura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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