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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文学救赎功能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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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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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灭的伤痕记忆。刘心武的《班主任》则写班主任张老师怎样在两个中学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中辗转反思，小说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是叫人不敢恭维的，比如它的结尾，时班主任决定要争取在教师会上发言：
现在，我们不仅要加强课堂教学，使孩子们掌握好课本和课堂上的科学文化知识， 获得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要继续带领他们学工，学农，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而且，还要引导他们注目于更广阔的世界，使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产生兴趣，具有 更高的分析能力，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
这时，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满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那美好的想 法给予着肯定与鼓励……④ 这样的结尾在今天变得无比挑剔的批评眼光来看，肯定是犯了大忌，无怪作者也好汉不提当年勇。今天看来，当年风靡一时的“伤痕文学”的这两篇发端之作，叙事手法都还显得僵硬，远谈不上挥洒自如。假如文学仅仅从审美价值上来做定义，那么它们肯定就都不足一道。它们的风光毫无疑问得缘于中国感时忧国的文以载道传统。这一传统最好的生存土壤，是当国人的苦难意识给充分激发出来之际。彼一时期中国大起大落、拨乱反正的历史语境，就是给救赎文学提供最好的生存土壤的。
救赎的对象甚至不仅仅是抽象的作为精神符号的人性。如果说卢新华和刘心武是时属于初出茅庐的新手，多少显得稚嫩。那么劫后余生的一批50年代的青年作家们，其救赎的热诚因为轻车熟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张贤亮的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读起来活像一部圣徒忏悔录。《绿化树》序言中作者说，这一部树他要描写一个资产阶级出身，而且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所熏陶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故事。这和圣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后，在《忏悔录》里叙说他青年时迷恋希腊罗马文学，独不思敬畏上帝的痛心疾首状，基本上是如出一辙。这可见在宗教语境缺失的当代中国，是文学替代宗教在担当灵魂救赎的角色。不但救赎灵魂，甚至救赎肉体。《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的黄香久以她好耐心的火热欲望，奇迹般地治愈了男主人公章永粼的生理无能。这真是一种如大梦初醒一般的快感。欲望在这里以身说法，雄辩地证明它的魅力丝毫不下理性。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用的实用理性。
或许文学救赎功能的最好注解该推王蒙。当初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题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不过是则短篇小说，按说它是属于柏拉图所谓歌颂当代的“好诗”一类，可是转眼之间便有人将它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并提，烽火之旺直至惊动最高领袖，要不是毛泽东发话，只怕王蒙死无葬身之地。毛泽东还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⑤。关注甚至直达小说的技巧层面。这可见文学经国济世的意识形态功能，早已经不言而喻被定准为她的天生使命。假如文学仅仅事关闲情逸致，它不可能搅动上下层层的国家机器。新世纪伊始，王蒙《春之声》、《蝴蝶》等一大批小说，以潇洒和智慧双管齐下的意识流手法，尽开风气之先。但是从欧洲联想到中国的春之声也好，还是庄生梦蝶的迷离恍惚也好，王蒙是以万变应不变，一如既往在歌唱苦尽甘来、否极泰来的社会新转机主旋律。其意识流手法游刃有余的娴熟操作，则不妨视为连带着一起救赎了是时被认为已是日薄西山、穷途末路的文学表现手法。有评论家认为，当年这一批“伤痕文学”的救赎情结，是一种受虐心理使然，可以名之为“张贤亮症候群”，向我们反复重申两个基本原则：
1.痛苦和欢乐是崇高的情感，不仅如此，痛苦是必要的，而受虐是无限美妙的、痛苦的记忆是一种漫长的道德考验，被用以证明荣耀所必须支付的艰辛代价，痛苦成了 这荣耀本身的附加值……2.苦难是对个人忠诚度的最高探查，伤痕派作家据此编织着苦难纷呈的历史。张贤亮们的使命，就是借助修辞重新定义痛苦的记忆，为制造自身悲 剧的势力辩护，重申对国家、民族、家园和土地的永久忠诚。⑥ 这个评论可能比较尖刻，但是它的确一针见血地诠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特有的苦难意识。作家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使命感，恨不能像先知和哲人一般，开出改造社会的良方。此一救赎情怀或许是驻留在无意识的层面。可是惟其无意识，它可见出文学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情结。所以戴厚英的《人啊人》、舒婷的《致橡树》、张抗抗的《爱的权力》、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等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女作家的作品，也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视角，连带女性特有的离经叛道方式，热诚救赎着这些女作家认为是久被压抑的东西。字里行间，莫不洋溢着恍然大悟的深思快感，和庄严神圣的历史使命感。文学之于我们的灵魂、社会和国家意味着什么，一切已尽在不言之中。
很显然，今天文学的上述救赎使命感听起来已经显得遥远。随着文化本身认知定位的转型，即从修身立命的高雅文化转向市场导向的大众文化，文学曾经围绕着她的那一层神秘氛围正在消失。而文学“祛魅”的直接结果，便是其虚构的本能日渐退隐，写真的欲望益发凸显出来。文学的私人化、隐私化和裸露化成为趋势。就今日的文坛来看，诗歌基本上是已经死了，顶多是在自吹自擂。小说则以短胜长。如果说诗歌失去市场多半是因为它灵韵不再，小说以短取胜，则是因为今天的现代人似乎不复有很多闲情逸致来研读文学。急功近利的风气，丝毫不爽一样蔓延到了阅读的层面。2004年，分为60篇的手机短信婚外恋小说《城外》，以每一篇70字计，统共4200字的版权卖出18万元高价，买家通过短信、手机上网等无线增值业务将它推向市场，据称半年之内就带来200万元赢利。这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文学急功近利、一本万利的样板，在它面前，文学提供终极关怀的宗旨显得苍白而无助。如果说这一切导致了文学救赎情结的衰微，我们是否一如既往，把罪责推向美国商业文化模式的全球化？
回观当年将文学的救赎功能演绎得淋漓尽致的伤痕文学，其一批领军人物今天的境况，也耐人寻味。卢新华算彻底告别文学，如今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里发牌。张贤亮获得宁夏“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是因为他的西部影城，影城给了他雄厚资本，得以理直气壮宣讲文化是第二生产力。刘心武后来迷恋上在红学里自立秦学门派，身份转换成得心应手驾驭大众传媒的教师批评家。王蒙的意识流情结一度走火入魔，他的《球星奇遇记》基本上就是不知所云，近年则出语高远明达，每如圣哲言。最惨的是死于非命的戴厚英，谁会想到农夫与蛇的故事，会发生在这位坎坷人生的女作家身上呢？文学的光彩，甚至无以救赎作家的生命。这或可见，今天我们的文学救赎情结已成强弩之末。作家和更大范围的知识分子群体，热衷唱酬客串于媒体视镜之下，唯利是图的时代风习当中，洁身自好谈何容易。文学那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情怀，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了。 三、网络时代的书面文学辩
文学在今天多元立体交际模式盛行的互联网时代，是否已入穷途？对此似不必过于悲观。这里所说的文学，本文更愿意指书面的印刷的文学，即白纸黑字的文学传统承载形式，而不包括手机小说、网络写作这些今日的文化研究对象。书面文学是我们最为熟悉，也是最为亲切的阅读形式。文学的表达形式在层出不穷时时更新，但是新的形式既未必一定较旧的形式为好，而且它们的寿命也多半实在可疑。随着影视媒体的一路走红，新近亮相乃至登堂入室学院体制的，其一就有给影视写剧本，甚或倒过来影视走红以后小说跟上的“影视文学”。但是给电影写剧本久已有之，给戏剧写剧本则是文学最古老的形式之一，非要拉过影视以壮声色，很像是文学面临大众文化的冲击，未经交锋就缴械投降。它使人联想到前些年流转一时的摄影文学，文艺学界的领军人物几乎挨个给它做过这样那样的广告，仿佛摄影配上一些诗文，天经地义就促生了叫做“摄影文学”的新的艺术形式。但诚如人所周知，资金链一旦断裂，它无奈就只有落花流水，寿终正寝。这可见文学在形形色色大众文化新形式的冲击之下，文学研究在后来居上的文化研究的冲击之下，应对之策的当务之急是站稳脚跟，稳定军心，而不是盲目跟风，以致于迷失自身。
文学应当具有它自己的独到魅力。假如我们稳住阵脚，坚持把文学定位在纸质的书面媒介上面，而不是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网络、电视和各种新型电子媒介，目迷五色不知所从。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相伴印刷文学阅读的那一种娴静温雅，正是现代人整日暴露在电脑电视光电辐射之余，难能可贵得以宁静片刻的一种救赎向度。网络声像使我们变得浮躁，书本使人平静。仅此而言，印刷文学大可不必视五光十色的网络写作为洪水猛兽，实际上读者很少有耐心在刺眼的屏幕上把故事源源本本读完。网络适合读静止的图像，并不适合读需要视线左右上下扫描下来的文字，特别是篇幅冗长的文本。就我本人而言，至今也还没有养成网络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网络供人浏览，书本供人阅读。两者的差别，仅就欣赏的快感计，也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亦不必过于悲观。固然，网络在资料获得上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仅就知识产权的考虑计，较为晚近的文本就远不是网上免费张贴，浏览之间唾手可得。别的不说，寻觅当代学者的著述，该去的地方肯定是图书馆而不是网络。而作为写作资源的大多数历史档案材料，恐怕多半还得到各地的档案馆里去耐心搜索呢。
进而视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印刷文本的文学可以言新媒体所不能言，为新媒体所不能为。而这些新媒体所不能言，所不能为的东西，将被证明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例子之一是希利斯·米勒等人高度推崇的“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s）。2006年9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的会议上，米勒在他题为《全球化和新电子技术时代文学研究辩》的发言中，就经典小说和这些小说成功改编的电影做过一个比较，如近年来英国根据简·奥斯丁、狄更斯、乔治·爱略特、托马斯·哈代等人小说改编的作品。这些电影不像好莱坞的作风，大都忠实于原著，评价也好。可是米勒认为它们无法传达原作的一个基本特征，这就是“自由间接话语”，即作家如何以叙事人的反讽式语言，用过去时态的第三人称，来将小说人物现时态的内在语言复现出来。这样一种叙述语言，米勒认为从根本上说是无从捉摸的。我们无法知道我们究竟是在读叙述人的语言呢，还是在读小说人物的语言。所以，我们读纸质文本，如果是好读者，一定要有种幽默反讽的禀赋，这和玩网络游戏，听流行歌曲和看电影电视，是判然不同的。
自由间接话语一般也称为“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peech）。它介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它带有直接引语的特点，又远比直接引语来得灵活；带有间接引语的特点，又似乎更接近人物的话语和意识。其描述人物内心活动，让人物内心深处精神世界的细微活动如实展现出来的文体功能，公认为包括电影和电视在内的一切文学改编形式所望尘莫及。如有人举证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以下这段文字，显示自由间接话语中小说叙事人和人物两重声音无间交融一体的绝妙效果，时当爱玛躺在丈夫查理身边，仿佛已然入睡，思绪却苏醒过来，做起同情人私奔的美梦：
她乘了驿车，四匹马放开蹄子，驶向新国度，已经有一星期了；他们到了那边，不再回来。他们走呀走的，交起胳膊，不言不语。他们站在山头，常常意想不到，望见一座壮丽的大城，有圆顶，有桥，有船，有柠檬林和白大理石教堂，教堂的尖钟楼有鹳巢。大石板地，他们只好步行；妇女穿着红束腰，举起地上的花一把一把献给你……⑦
这段叙述用的是第三人称，但叙述显然是随着爱玛的思路进行。整个话语洋溢着爱玛的天真幻想。假如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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