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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文学救赎功能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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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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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学研究如何应对文化研究的冲击为当今中国学者瞩目。文学曾经是文化的主导形式，在普及的层面上长久出演救赎灵魂的功能。今日新媒体蜂起，大众文化替代书本纸笔，成为年轻一代阅读和交流的主要形式，反思文学救赎功能的变迁，可以见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救赎热情，很大程度上来自滋养了这一冥思传统的19俄罗斯文学中的苦难意识，今天作家和知识分子群体热衷于媒体视镜，文学救赎情结明显衰微，则是经济及至文化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但纸质书面印刷文本的传统文学形式，有理由相信自己的魅力而不必对新媒体的冲击耿耿于怀。文学研究应对文化研究冲击的当务之急，是稳定立场，而不是盲目跟风以致迷失自身。文学悲天悯人的救赎情怀势将永生，虽然它未必是好为人师的宏大叙事范式。
关键词 文学 救赎 文化研究 网络 自由间接话语
一、文化研究对文学意味着什么？
本文标题套用新近故世的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在南开大学所作的一次讲演：《救赎真理的衰落和文学文化的兴起》。罗蒂讲演的主题思想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救赎真理，它曾经是宗教、哲学、科学，但是19世纪以降，这一真理变得主要由文学来加以表述了。所以，如果没有洛克、休谟、吉本、伏尔泰和卢梭，人类照样可以从牧师和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如果没有但丁、彼德拉克、卜伽丘、乔叟、莎士比亚、培根和弥尔顿，我们今日世界的道德状况将无法想象。罗蒂建议把文学、文化视为人类自己营造的最后一个乌托邦，其间知识分子将放弃追索某种终极标准，以此来衡量人类想象力的产品。换言之，当代人将用文学的多元性来救赎哲学的一元性。当时本文作者提了一个问题：文学自身难道不是正在经历危机吗？今天几乎没有人读诗，也难得有人读小说，我们在看电视、追逐时尚，或者吊在互联网上，要么，讲演题目能否改为“文学文化的衰亡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对此罗蒂的回答是，文学作品有难读和好读之分，难读即所谓的高雅文学在过去也只有一小部分人，也就是有教养的知识阶层在欣赏，它被接受的百分比与今天大致相当。所以，谈不上文学已是穷途末路。另外，罗蒂强调说，他所说的文学文化并不专指文学本身，也包括电影、电视等等一应大众文化形式，所以这里的文学是泛文学。关键是它们都是想象力的产物，而不是理性中心主义的文化。
推想起来，罗蒂所言未必令人信服。首先，即便是今日所谓的纯文学或高雅文学，不久以前它的大好普及时光我们还是记忆犹新。就我们这一代读者来说，我们的阅读经验基本上是与文学的兴衰命运同步的。上世纪60年代，《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一类作品已经风靡不衰。“文革”开始后，鲁迅小说和他的一些杂文选本几乎是独霸天下的文学样式，虽然是一枝独秀、百花凋零，可是“独秀”的毕竟是救赎意识最为强烈的文学经典。《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一类古典小说，则依然在辽阔农村流转传布。之后王蒙、池莉、周梅森等一大批高雅和通俗双管齐下的作家一路走红，他们的作品好读，而正统的“文学”身份又不必怀疑。再以后就难说了，电视和网络这些新媒体，更多占据了我们的闲暇时光。文学变得急功近利，无论是作家写作，还是读者阅读的心态，多少显得浮躁。现在回想起来，文学毋庸置疑曾经抚慰过我们许多人的心灵，是我们许多人生存的必需。它之眷顾一个学童、之被保存在边远乡曲、之被热心的读者趋之若鹜，说明文学并非总是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它曾经在非常普及而不是曲高和寡的层面上，出演着救赎灵魂和经国济世的功能。
同样，罗蒂文化研究可以归入标举想象的泛文学研究的看法，大可质疑。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天文化研究异军突起，对守住人文关怀的传统文学研究构成了威胁，而且来势汹汹，颇有将后者逼入绝境不得不绝地反击、背水一战的态势。假如似罗蒂所言，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哪怕能在“泛文学”的旗号下和平相处，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在威胁感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反感消除之前，作如是观还为时过早。那么，文化研究又是什么？美国文化研究当红学者格罗斯堡等人所编《文化研究》一书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把文化研究看成一个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领域，运作在广义的即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和狭义人文文化研究之间，故此：
它在方法上是典型的阐释型和评估型的，但是不同于传统的人文主义，它反对把文化和高雅文化划等号，而主张文化生产的所有形式都应当根据它们同其他文化实践的关系，以及同社会和历史结构的关系来加以研究。文化研究因此致力于研究一个社会的艺术、信仰、制度以及交流实践等一切对象。①
就像一切文化研究的定义总不能令人满意，这个定义说不上是十全十美的。比如在反对意见看来，它至少就混淆了文化和其他活动的界限，而把社会整体视作一个表述性的概念，其间一切文化模式万宗归一，被化解成为一个统一单元。但是显而易见，它不像传统人文主义和高雅文化把目光紧盯住艺术特别是文学，反之主张将文化生产的所有形式悉尽纳入彀中。就格罗斯堡上面举证的“艺术、信仰、制度以及交流实践等一切对象”来看，艺术包括文学实际上在文化研究中已经无可奈何地退居后台。信仰、制度则颇有高处不胜寒的意味，所以文化研究最是得心应手游走其中的，其实还是格罗斯堡名之为“交流实践”的一应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生产形式。诸如购物中心、健身中心、美容中心、主题公园、电视、电玩、摇滚乐、流行音乐、娱乐明星以及言情八卦小说这些全球化语境中的大众文化载体，堂而皇之成为文化研究的阐释对象。
文化研究由是观之具有它的必然性。因为如上所述，它的阐释对象正是我们今天生存其中的文化现实，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文化现实。当年令文学骤然生动起来的文学青年们，不再前仆后继做文学梦，反之今天除了在绝塞僻壤依然保留下来一份对于文学的憧憬，中心城市的昔年的文学青年后备队伍，大都义无反顾经历了一个“文化转向”。所谓文化转向，是说互联网、电子邮件、播客、博客、网络游戏这类世界范围的大众文化新媒体形式，已经势不可挡地替代书本和纸笔，成了他们新的阅读和交流主导形式。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精辟地预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飞猛进之下，旧的制度分崩离析之际，必有一种全新的“世界文学”出现。但今天出现的不是歌德率先提出的“世界文学”，而毋宁说是一种以电子通讯技术为公分母的“世界文化”。这个“世界文化”是大众文化而不是高雅文化，它肯定不是天下大同的产物，反之它千方百计规避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快感和权力，由此成为理解此一“世界文化”的关键词。甚至，这一忤逆的快感不仅是精神层面上的满足，它同样被及肉体。英国当今大众文化的代言人约翰·费斯克在他的《解读大众文化》一书中，即对电子游戏进行过这样的文本分析，他指出，游戏时玩家对于游戏的过分专注与高度紧张，有时甚至是瞬间的肌肉痉挛，使自我在社会中建构的主体及其社会关系散失，这一瞬间玩家进入了一种近乎完全自然的解放状态，这时所指（受意识形态束缚的头脑和身体）和能指（自然的头脑与身体）便获得了一种短暂的解放关系。而这样一种主体性的崩溃，导致了玩家对于意识形态控制和社会控制的暂时规避，产生了性高潮式的快感。故费斯克得出一个叫人瞠目结舌的结论：电子游戏厅是机器时代语义的妓院②。
应当说费斯克并不是危言耸听。令中国千百万玩家欲罢不能的美国网络游戏《魔兽世界》，据悉为避免青少年上网成瘾，其防沉迷系统将在《魔兽世界》中国所有大区正式启动，玩家连续上网时间将受控制，同时为核准玩家是否年满十八周岁，所有用户账号将提交公安部门验证③。这就是非常现实的今天网络如何担当快感和欲望供应商的问题。语义的快感曾经是文学的专利，但是现在文学似乎成了明日黄花。生命力充沛的年轻一代移情别恋，由是观之正是意料中事。所以不奇怪，一些地方作家协会，新加盟的会员每每退休人员和拥有“资源”的在职干部为多，年轻的血液则少之又少。这应能显示文学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中，它是在拯救怎样的灵魂。文学会不会同琴棋书画一样，沦落为闲情逸致的摆设？想想就有点不寒而栗。
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是今日事关国计民生当务之急的文化产业。关于文化产业的具体内容，我国文化部《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演出业、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网络文化业、图书报刊业、文物和艺术品业以及艺术培训业等九大行业门类，纳入了文化产业的管理范围。在这里一切批判理论和引导理论，离开了市场的逻辑，都将显得言不由衷。我国政府“十五”规划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看作战略性经济，这个决策虽说姗姗来迟，可也算是来的及时。文化生产和流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这样来看既是势在必然，它对文学的冲击，也愈益彰显出来。比如已成霸权的影像文化是否，以及怎样对文学发生了某种威逼利诱？无须揣摩主编脸色的网络写作，以及此一写作的走红模式，又怎样改变了文学写作的价值取向？而相当一部分文学期刊的时尚，甚至“媚俗”路线，又是怎样引导了它们的传统作者和读者？此外作家队伍的两极分化，又怎样推波助澜了急功近利的写作心态？进而言之，文学风格的推陈出新，能否赶上时尚变幻更新换代的速度？换言之，当一切皆为时尚左右，文学与生俱来的那一种悲天怜人的救赎情怀，是否无可奈何终将成为泡影，化为商品利润和时尚流转的走卒跟班？这也似乎并非是耸人听闻。
二、文学救赎功能的演变
中国“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传统中，文学历来被寄予救苦救难的厚望。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把文学看作修身立命的不二正途，期望它外可以经国济世，对内可以冶情养性，从而救赎从国家到个人的精神生活一并物质生活，修得身前身后不朽声名。从我们更熟悉的上个世纪的文学流变来看，《阿Q正传》是拯救国民性、《子夜》是拯救民族资本、《沉沦》是拯救迷惘青年、《雷雨》则拯救了泯灭的良心……一切因为救赎而光彩斐然，一切因为救赎而使人读来欲罢不能。文学是一个时代的脉搏，息息相通着时代的精神。曾经激动了多少人心的“新时期文学”亦然。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的文学，在出演灵魂救赎功能方面，几可同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比肩，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说，那是非常虔诚的宗教性的文学。事实上叱咤风云的一批作家，大都也是在俄罗斯文学的苦难意识里面浸润过来的。感觉就是一个人从炼狱烈火生生还过来，惊魂甫定后，来娓娓讲述烙印在灵魂里的惊心动魄故事。卢新华的《伤痕》写浪子女儿归家却忏悔无门，母亲的苦难转喻国家的苦难，这苦难到底化作了主人公意识和无意识中永不[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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