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文学救赎功能的变迁 |
 |
时间：2009-8-8 16:39:57 来源：不详
|
|
|
这段话语完全从叙事人的角度来叙述，就多少会有隔阂，未必能够身临其境地表现人物想象世界的生机。说实话，一段话语究竟是叙事人出自自己的视角，还是站在人物的角度在展开叙述，换言之，究竟如何确定自由间接话语，多少还取决于读者的直觉。这样一种参入其中的阅读快感，在今天或许不复占据阅读行为的主流，但是它并没有消失。
实际上，米勒本人所热衷的，也是在文化研究势在必然的今日全球化语境中，为书面文学辩。上述讲演中，他认为印刷文本的文学，即便是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虚构句子，也必然掩藏着一个秘密。文学的秘密永远不会见诸光天化日，总是掩藏在讲述它的故事背后。对此他举过卡夫卡的例子。米勒称当卡夫卡用“他”来替代“我”的时候，他就变成了小说家。他引卡夫卡的名言：“我不经意间写下诸如此类的句子：‘他朝窗外望去’，这个句子已经就是完美的了。”何以言之？米勒认为，这里“完美”一语是指这个句子的含义一切尽在语境之中，它是一种文学的完美，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奇妙的虚拟或者说虚构世界。诸如此类的还有卡夫卡短篇小说《判决》中的第一段话：“他胳膊肘支着桌子，从窗口望出去，看到了河流、桥梁，和河对岸青青的高地。”《判决》可以理解为卡夫卡的传记，小说最后父亲说：“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名叫格奥尔格的主人公感到自己是被赶出了房间，冲到河边翻过栏杆，临跳水前还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米勒提请人注意卡夫卡在他的日记里交代过此则小说是他一个通宵写成的，它既是作者“真实生活”里畏父情结的再现，又似凤凰再生，逐字逐句构筑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虚拟的真实。写作由是观之，就其神秘性而言，便是一种不可能的行为，好似揪住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拔离地面，而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作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研究假如说指的是文学的文化、历史、社会和作者等方面的“外部研究”，那么它是古已有之的事情，法国实证主义一派的史达尔夫人的南北文学理论、泰纳的三要素决定论、圣佩甫的作家传记批评，都可以算是文学的文化研究的前驱。而假如文化研究指的是当代表达、传播和接受方式迭出不穷翻新，消费和时尚文化颠覆传统高雅文学和高雅文化之后，日常生活中权力话语文化冲突纷呈，由此导致文学的作家队伍和批评家队伍一部分人移情别恋，转向文化制作和文化研究这一对象，那么文学大可淡然处之，反之坚守定自己的家园意识。因为显见的事实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并不意味文学的救赎情怀已经是明日黄花。
从文学史上看，文学由印刷文本形式占据主导地位，其历史不过是短短的三百多年，它的起端是17世纪末叶，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来的西方各国。印刷文本的普及化，使期刊和小说开始走向市场，这本身是文学自足，摆脱贵族庇护的一个重要标志。就英国开看，斯梯尔创办《闲谈者》（The Tatler）报是在1709年，艾迪生创办《旁观者》（The Spectator）报是在1711年，两种期刊广揽街谈巷议和尽领是时时尚风气之先的俱乐部幽默，可见出英国式随笔的典范风格。而据1711年英财政部的统计，当年全英杂志销量225万份，合十人一份。之后《鲁滨逊飘流记》、《格列佛游记》等一大批最早的名副其实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纷纷登场，由此拉开了罗蒂称之为文学替代宗教和哲学，扮演心灵救赎时代的序幕。这也是现代民主的起步阶段。文学的印刷文本形式，这样来看，正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走的是毋庸置疑的大众路线，而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在这之前，文学的主导形式是口传和抄本。那才是典型的“高雅文化”。此一时期资产阶级钱囊充裕之后，来全面接管公共空间的这一小说诞生的时代背景，细想起来和我们现时的文化转型语境，多少具有相似性。要之，既然文学的传播和承载方式有所变化，一部分文学工作者转向文化研究，来研究新媒体的语境和影响，应当是情有可原的。就此而言，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文化研究的挑战，不妨说面临的也是知识更新的挑战。但诚如恒久的生命力永远属于传统，而不是五花八门的反传统的努力；诚如我们的印刷产业正在日新月异地蓬勃发展，远没有成为夕阳工业，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文学悲天悯人的救赎关怀，将在它传统的印刷文本形式中永生。虽然，它未必是，而且我们肯定并不希望它是好为人师的宏大叙事范式。
①Lawrence Grossberg et al.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4.
②参见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③见《南京晨报》2007年07月15日。
④刘心武：《班主任》，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⑤参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问世前后》，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6月27日。
⑥朱大可：《国家修辞和文学记忆》，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⑦参见胡亚敏《叙述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上一页 [1] [2] [3]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