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巾髽髻老扶车，茹痛含辛说乱华。赖有乡人聊刷耻，魏公元是鲁东家。 （《相州》）

前者写百姓围观宋使、老人纷纷下拜的场面，写出了遗民们对宋朝的眷爱之情，后者借相州车夫之口，写当地父老对抗敌御侮的名将韩琦的怀念之情，以及对现实中没有韩琦这样抗敌名将的遗憾。范成大在《揽辔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需要注意的是，遗民们的感情并非都像范成大《州桥》等诗所写的这样强烈。遗民对宋的感情，一方面长期存在，直至绍熙四年（1193），许及之仍然在诗中表现了“隔帘翁媪拜含愁” 23 、“思汉民心今戴宋” 24 等情景，另一方面，又受到生活时间、和战形势、遗民生活状况、地域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着强弱的变化。作为一个整体，南宋使金文人的创作反映了遗民感情时强时弱的变化以及由强到弱的趋势。建炎元年（1127），曹勋自河北逃回，称“河北之民，忠义赤心，贯于白日” 25 ，遗民们忠宋之情是何等的强烈!绍兴十一年（1141），相隔仅十数年，当他再次来到汴京时，他对恢复已经信心不足，“虽觉人情犹向化，不知天意竟何如” 26，“犹向化”三字，语带勉强，说明民心已大不如从前。两年后，自金归宋的洪皓也有类似的感受。途中他注意到“父老行叹息”27 的言行，同时他也目睹了遗民后代麻木的表情。在河北，有父老指着一群青年，告诉他:“是皆生长兵间，已二十余矣，不知有宋。我辈老且死，恐无以系思赵之心。”28这时离北宋灭亡尚不足二十年，河北青年的感情就已经疏远了宋朝，以后就更可想而知了。乾道五年（1169）楼钥使金，途中所见“叹息掩泣”者，也都是些“戴白之老”29 。比范成大迟两年使金的韩元吉，途中写下《望灵寿致拜祖茔》一诗，其立意与范成大《州桥》相同，写河北父老对宋兵的期待心理:“殷勤父老如相识，只问天兵早晚来。” 30但已由范成大的正面写实变为假设推想了。这些都可以见出遗民们的感情变化。

遗民们眷念宋室、忠君爱国的感情，除主观因素外，还与受金人压迫、生活艰难的客观处境有关。女真族入主中原，一直面临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土地兼并使得许多百姓生活日益贫困，这种形势客观上促使他们的感情偏向于宋王朝，甚至聚众反抗金廷。范成大和许及之都曾写到栾城县衙食物不足的窘境，县衙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生活当然更是朝不保夕。周麟之《中原民谣·任契丹》一诗记载在太行山一带，以任契丹为首的一批豪杰，聚众起事，周麟之说他们“心怀忠义欲擒胡，誓与群豪揭竿起”。这种“心怀本朝，誓灭强虏”的报国之情也许确实存在，但他们“只取餱粮事储偫”31的行为，又说明他们是为生计所迫，才走上这条反抗之路的。许及之笔下，“道左流民形似鬼” 32，楼钥笔下，甚至那些“旧日衣冠之家”33 的生计也大成问题，这自然加强了他们对宋室的眷恋。可见，生活艰难是他们眷念宋室的重要原因。

遗民对宋的感情还存在群体的差异。一般来说，农民对统一与分裂较为冷漠，他们最关心的、感受最直接的是赋役的轻重，而不是爱国与维护国家统一之类的理念。在使金宋人的创作中，我们几乎看不清农民的表情，比较多的是市民。前引范成大和楼钥等人诗歌中所写的遗民基本上都是市民。他们的切身利益与战争、和平的联系更加直接，一般具有比较明确的国家观念和统一观念34 。但市民阶层在整个遗民群体中所占比例并不大，我们不能将他们的感情等同于所有遗民的感情，况且范成大《州桥》中含有诗人主观化的成分 35 ，《翠楼》将所有围观者包括那些看热闹的人都视为“迓汉官”的爱国遗民，也是诗人自己的视角。所以，我们不能将使金宋人笔下遗民的这种爱国之情轻易扩大化、简单化。

使金宋人的创作在表现遗民感情的同时，还有另一独特价值，就是表现了使金宋人自己面对遗民时的感情和态度。陆游想象北方遗民的情景，寄寓了自己的同情和感慨，以激励人们的抗金复国之志。使金文人在同情和感慨之外，还深切体会到了一种无奈、难堪和屈辱。这是其他文人中所少见的。当他们很不情愿地奉命使金踏上故土之际，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卑躬屈膝的滋味。洪皓羁金期间，多次劝说金国重臣悟室（即完颜希尹）罢兵，并声辩“交使在礼不当执”，悟室先是爱理不理，继而则大声怒骂:“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谓我不能杀汝耶?” 36面对悟室如此直刺其痛处软处的斥骂，洪皓等人不得不忍辱含垢。体会得更深切的是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使金求和的曹勋。临行前，宋高宗将他召入内殿，说了一番很无奈的心里话:“朕北望庭闱，逾十五年，几于无泪可挥，无肠可断，所以频遣使指，又屈己奉币者，皆以此也。”又说:“汝见金主，当以朕意与之言曰:惟亲若族，久赖安存，朕知之矣。然阅岁滋久，为人之子，深不自安。况亡者未葬，存者亦老，兄弟族属，见余无几，每岁时节物，未尝不北首流涕，若大国念之，使父兄子母如初，则此恩当子孙千万年不忘也。” 37 作为皇帝，如此低声下气地哀求敌人，国格人格扫地殆尽。一路上牢记圣上此等口谕的曹勋，也就一路体验着这种屈辱，他的屈辱感也就格外强烈。当他带着这种求和使命与屈辱感面对那些念念不忘恢复的遗民时，实在是愧对遗民，痛苦不堪。在《入塞》、《出塞》二诗的序言中，他说:“仆持节朔庭，自燕山向北，部落以三分为率，南人居其二。闻南使过，骈肩引颈，气哽不得语，但泣数行下，或以慨叹，仆每为挥涕，惮见也。”38他既为遗民们的忠心所感动，又为朝廷无力收复失地、屈膝求和而惭颜泪下，故而形成“惮见”遗民的复杂心理。《入塞》、《出塞》二诗借女子之口表达遗民的感情:

妾在靖康初，胡尘蒙京师。城陷撞军入，掠去随胡儿。忽闻南使过，羞顶羖羊皮。立向最高处，图见汉官仪。数日望回骑，荐致临风悲。 （《入塞》）

闻道南使归，路从城中去。岂如车上瓶，犹挂归去路。引首恐过尽，马疾忽无处。吞声送百感，南望泪如雨。 （《出塞》）

南使的到来，不仅引发了这位身陷胡尘、身着胡装的女子的羞惭之情，更激起她对宋王朝的殷切向往和思念。她引颈企待宋朝，希望得到拯救，以致想成为使车上挂着的瓶子，随车而回。望着使者南去的身影，她百感交集，忍气吞声，泪如雨下。遗民如此，面对遗民的诗人何尝不是“吞声送百感，南望泪如雨”?求和的时局，议和的使命，决定了曹勋不可能像陆游等人那样发出誓灭胡虏的豪言壮语，他只能饮泣慨叹，率先在诗中把“惭愤哀痛交搀在一起的情绪”39表现出来。后来宋金双方达成协议，南宋向敌国称侄纳贡，使得这种情绪长期存在。无论是洪适所写的“遗民久厌腥羶苦，辟国谋乖负此心” 40的愧疚，还是范成大无法回答的问题——“几时真有六军来”，都有一种惭痛不安之情。只是随着人们对和议的认可及时间的流逝，使金文人的屈辱感有所缓和，所以范成大、韩元吉等人能够克服曹勋“惮见”遗民的心理，有意渲染遗民们眷念宋室的感情，借以表现自己的爱国之志。但“惮见”遗民的心理并没有完全消除。面对遗民的不幸，许及之只能劝遗民们姑且忍受一时，“勤苦遗黎姑少忍，北人何止弃河南”41，连等待宋军收复这样勉强安慰的话都说不出口，实在是无奈之极。

三 民族交往中的异常心态

宋金分别属于不同民族的政权，民族关系较为复杂。宋人出于激烈的民族义愤，动辄称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为“胡虏”。而使金文人不仅要直面这些“胡虏”及金源文化，还要向强大的“胡虏”和金源政权乞和求情。在与金源少数民族的交往中，使金文人既表现了女真文化的多个侧面，又反映出自己的特有心态。

女真文化首先突出表现在服饰方面。女真服饰早在北宋政和年间，就开始传入中原。袁�游�蔡京撰《传言玉女词》，其中有“浅淡梳妆，爱学女真梳掠”之语，宋徽宗对“女真”二字有一种不祥之感，特改为“汉宫”42。看来女真妆扮自有其吸引力。乾道五年使金的楼钥，在汴京见到一些“服饰甚异”的“耆婆”（即胡妇）43，觉得有些异样。其实，令他们担心的不是这些服饰本身，而是作为敌对势力象征的女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巨大影响。范成大至汴京时，发现“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在他那些可能含有丑化倾向的描述中，对中原汉人胡化的现象深感不安，其《丛台》诗称“袨服云仍犹左衽，丛台休恨绿芜深”，不安感更强。几年后，周煇细心描写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官吏脚着尖头靴、头顶踏鸱巾的穿着 44，也隐含着中原文化失落的沉思以及收复故国的迷茫之感。绍熙四年（1193），楼钥为倪思使金送行，想象“故国应悲周黍稷，遗黎犹识汉衣冠”45 。如果北方民众真的都穿上异族的服装，仅仅能认识汉族的服装，那么他们还有多少眷念宋朝之心?这才是那些宋人关注服饰等外在形态的关键。

其次是音乐歌舞等精神文化。北方少数民族向来能歌善舞，自具特色，影响很大。周煇《北辕录》记载，金国接伴使一路演奏羌管，“声顿凄怨，永夜修途，行人为之感怆”。其他使金宋人也多次写到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可惜这些描写都过于简单。金源音乐实际情形可能远盛于此。长于作词的曹勋在使金途中借金源音乐作《饮马歌》词，题下自注曰:“此腔自虏中传至边，饮牛马即横笛吹之，不鼓不拍，声甚凄断。闻兀术每遇对阵之际，吹此则鏖战无还期也。”46据此，《饮马歌》本是金人军旅乐曲。曹勋使北途中不可能有意收集北方音乐，他之所以以金源音乐入词，大概如周煇所言，一路上都在听着这种凄戚感人的音乐，遂以之作词。后来，少数民族音乐传播更广，范成大使金时，少数民族音乐随处可见，中原传统音乐反而很罕见，给范成大的感觉是“虏乐悉变中华”，直到真定（今河北正定），范成大才看见传统的中原乐舞，非常感慨地写下了《真定舞》一诗:“紫袖当棚雪鬓凋，曾随广乐奏云韶。老来未忍耆婆舞，犹倚黄钟衮六幺。”这从反面说明“耆婆舞”在中原故国是多么的普遍!这话也许不够准确，或者有所夸大，但至少可以见出“虏乐”风行的情况以及诗人对此的焦虑心情。

上述关于金源服饰、乐舞等文化的记载，客观上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这类内容，在金国本土文人的作品中反而极其少见。一方面可能因为金国文人对本土民间文化重视不够，在现存金人著述中，有关“耆婆舞”或女真歌舞的材料极少，另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原文化比女真文化在金国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与使金宋人的感受相反，金国文人到中原腹地之后，强烈感受到的是中原本土文化。如刘迎在大定（1161—1189）中期担任过三年唐州（今河南泌阳）幕官，自称“学得南人煮茶吃”、“落笔尚能哦楚调”47，王寂大定二十六年（1186）贬官蔡州（今河南汝南），觉得其地“土风敦俭素，声乐绝淫哇”48 。在他们的诗歌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中原胡化的影子。比较而言，女真人的汉化远比汉人的“胡化”突出得多。这说明，使金宋人的记载实际上是出于他们对女真文化过于关注过于敏感的目光。

对女真文化的客观观察尚且如此，与女真人的直接交往则更为敏感。使金文人一过淮河，就有接伴使或送伴使陪同。途中常有些日常事务性的交往，如行程、饮食、礼仪安排之类，还有一些文化方面的交流。如范成大应伴使邀请，一同游览邢州的历史遗迹柳公亭 49 ，洪适应北使之邀，一同游览常丰湖，还有诗歌唱和 50 。当然这种交往并不密切、并不深入，虞俦嘉泰元年（1201）使金归来，居然说“往来未省谁为伴，言语从来自不通” 51。可是，就是这有限的交往常常打翻了文人心中的五味瓶，引起种种复杂的反应。

宋人原有的民族优势、文化优势在遭遇女真政权时难免要发生变异，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状态。政治、军事上低人一等的不利地位，使得南宋文人更加重视并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借以维护自尊，贬损对方。在使金宋人的记载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双方文化方面的较量。较量中，宋人常常占居优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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