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物质”的文学及理论的产生方式 |
 |
时间：2009-8-8 16:44:49 来源：不详
|
|
|
达至对具体环境中具体人性的深刻认识。 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叙事及其理论显然存在着对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叙事的有意“误读”，这种误读在于，我们虽不否认现实的物质特性，并把现实的物质环境作为人的生存前提加以重视，但本质上并不注重人和物的关系考察，物只是外在于人的一种自然体系，它可以是审美的关照对象，却不会是思想的思考本体。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中国20世纪现实主义文本明显存在着对“物质话语”的双重态度：一方面肯定物对于人性存在的前提性，对人和物的自然结合大加赞美——现实主义作家是以人格化的方式，浪漫主义则以泛神论的方式；另一方面，又对人和物的自觉结合，对痴迷于物的获得和占有的人进行思想批判。在“十七年文学”中，这种革命化的“反物质”故事成为一个基本的叙事模式，凡是中间/落后人物——《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三里湾》中的马多寿、《不能走那条路》的张栓、宋老定都有一个物质梦想，而先进人物则都有抛弃物质而一心革命的品质，物的失去过程成为一个人物人性觉醒、心灵解放、生命升华、思想纯洁的过程，在“样板戏”这样的“绝对革命”文本中，连家庭也被有意取消，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思想的符号！物质变成衡量一个人先进/落后、革命/反革命、觉悟/愚昧、好/坏的鲜明界碑，现实主义成为清教徒生活哲学的文本传达。《霓虹灯下的哨兵》通过陈喜扔掉旧袜子的细节，反映人物在城市“香风”面前品质蜕化的可能和腐化变质的危险；《年青的一代》通过林育生对城市的留恋表现年轻人贪图享受、背离艰苦创业传统的倾向；《千万不要忘记》则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份账单，如香烟、皮夹克、毛料衣服、三鲜火锅、罐头和酒等，来表现丁少纯对物质的追求和思想的腐化。也就是说，物质总是和非革命相关，并成为对革命者群体分化、瓦解、腐蚀的重要力量，面对这种非革命的物质进攻，革命化的物质书写当然是毫不迟疑地进行革命行动，这些行动通过在物质诱惑、享受面前的坚定的革命者来执行，并通过革命者对已经陷入了物质包围的非革命者的拯救而展开尖锐的斗争。这样书写当然是标准的革命现代性物质书写。物质阵营和非物质阵营的对垒突出着物质在革命生活中的堕落作用，通过这种堕落的陈示，革命现代性的物质理念获得宣扬和贯彻，非革命的物质思想得到批判和否定。问题在于，文学书写如何面对人和革命所必需的物质存在呢？如何面对共产主义所提供的丰裕的物质承诺呢？革命现代性的物质书写提供了两种应对方略。一种是将物质公共化，以排除掉物质中的私有性成分。与之相关的另一种物质革命的物质存在合法化的理由是将物质道德化，通过道德的光辉来挽救物质的颓败和腐朽。社会主义道德榜样的一个共同爱好是从废品中收集有用之物，孟泰如此、雷锋如此，勤俭节约是历代劳动者对于物质情感的一种心理—精神积淀，它其中包含着劳动者对于物质的珍惜和爱护，本质上它就是一种“物质依恋”的反映，但革命常常将之改写成为革命者的优秀道德品质体现，是革命者通过物质培养革命的道德起点，因此物质的道德化就是物质的革命化。与物质的道德评价相关，革命者物质环境是简单、朴素、实用的，绝没有超出日用范畴的物质器具，最奢侈的装饰大概就是房屋内一两幅表示他们精神境界的图片。
一旦“非物质”、“反物质”的现实主义“物质话语”叙事思想原则确定，现实主义就只能对物质采取又爱又恨的矛盾立场，并对现实、历史、世界采取主观主义的写作态度。这种现实主义当然已经严重伤害现实主义的客观性，使现实主义不能达到它应有的深刻和洞察力，更何来揭示历史真相和存在的本质力量！
80年代的文学比较注重揭示物质解放对于“左”倾政治的批判和大众心灵解放的寓言性意义和价值，比如《乡场上》中冯么爸腰杆的挺直就与物质生存的基本满足有关，但更主流的态度是通过物质揭示革命现代理论体系中物质观念对于人民的伤害，《芙蓉镇》最典型的表现了这一点——它的故事就是一个物质的不断得到、失去、得到、失去的反复过程，共和国时代的革命现代性物质体系的弊端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一览无余，王秋赦这个人物的塑造，可以说是对当代文学的一大贡献，也是革命现代理论观念的畸形人物象征。与物质的政治批判相对应的是80年代对于人民物质化精神的批判，而且多是伦理批判——《古船》就贯穿着对于物质道德的焦虑思考，正、反主角不同的物质态度决定着他们现实生活中的是非善恶，也决定着作者的伦理标准判断，90年代张炜进一步在物质的批判话语上用力，最终得出反现代化的伦理美学主义文学观念体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写作重镇，张炜们的心路历程表明，物质话语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作家的文化立场和态度。《渴望》大规模地讴歌传统伦理美德并能火暴一时表明，在一个传统物质伦理观念依然存活的时代，伦理化的物质依然是一种具有广大市场的书写，能够满足人民对于社会转型期中大量公共财富流失的愤懑和悲怆，因为人民从中再度看到了自身的无力和被遗忘，他们似乎在重新等待社会的进一步变革，正因为如此，90年代初期盛行毛泽东热和“红色歌曲”热，怀旧的时尚中蕴藏着一点也不时尚的社会心理——“伦理—物质”关系失去平衡后的精神紧张以及由这种紧张所带来的精神困境。
90年代的物质书写呈现出多重立场和态度。新写实主义犬儒主义式的物质观念和他们对于人本身的零度情感认识是一致的，蕴涵在新写实主义中的物质观念范型揭示了底层大众穷困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在这种状况中的被动满足——他们看不到物质改观的可能，也看不到自己和物质繁荣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从他们的生存方式角度着眼，他们只能选择犬儒方式活着，并把自己的物质希望和传统的安于现状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物质话语首先是伦理性的，其次才是政治性的，“分享艰难”并不意味着文学和政治的结盟，而是一种面对现实情境中贫富分裂事实的伦理呼唤——这种伦理呼唤满足了人民的物质焦渴，也满足了政治的安定团结愿望。都市中的物质话语书写呈现出欲望化色彩，也就是说，都市的物质梦想开始失去历史权威的文化约束而以赤裸裸的方式呈现，邱华栋等人的作品表明，物质欲望正在被年轻一代书写者合法化为文化主流，并为这种文化主流的出场兴高采烈。从物质的坚硬实体书写到物质的情感心灵化取向，既反应了都市已经开始摆脱贫困走向一种更为丰富的现代性，又反映了围绕物质生产方式进行文学写作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开始破产，因为物质不再具有单一的自由、解放等现代性所指，不再和民族国家的宏大话语具有紧密的联系，不再承担人民大众政治理想合法化追求的任务，物质脱离历史文化语境而进入到一个新的时空。因此总体而言，90年代都市文学书写呈现出一个逐渐失去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物质话语表现过程，而较多出现围绕生存意义上的物质欲望展开时代动荡心灵的思想和文化写作。以“美女”为名的新生代女性作家笔下的“物质女孩”形象，蕴含着对于物质繁荣背后心灵迷茫的描写，它通过夸张性的物质环境的描摹(酒吧、歌厅、购物中心等)表达现代女孩的心灵迷宫，性和物质的关联也就是精神和生存关系的象征性思考；电视剧中满眼的豪华物质景观，成为释放人民欲望的绝好场所之一，也是他们批判社会保守落后的重要渠道：《沧浪之水》通过物质的欲望满足剖析知识分子的精神沦陷历程，这个心路历程中深刻展示了物质欲望如何逐渐占据知识分子心灵并最终把他们转变成为物质化的知识分子……诸如此类的都市文学表明，一个新时代的文学物质话语体系正在形成。
物质视域里的理论构建
纵观20世纪的物质话语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多半个世纪内，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物质话语书写充当的都是意识形态角色，文学理论阐释的中心也是物质的意识形态性，并把现实主义作为这个意识形态体系的最佳文体方式看待。20世纪后期的一二十年，物质话语出现一个缓慢的转型，即从意识形态到个体精神的转型，文学理论话语中开始较少出现物质文化思考而比较多的进行文化社会学分析。因此，提出物质的话语理论作为审视和反思历史和现实的一种理性体系是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的，具有一种理论的独特阐释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提倡物质的文学理论分析，绝不意味着理性对于物化现实的臣服，陷于物质的文学和物化的文学不是物质话语所倡导的。因为：
第一，基于文学的物质话语意指内涵，张扬物质话语实际上是在确认一种真正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而纠偏90年代以来唯灵化、唯情化、唯理化的写作倾向，诸种倾向对生存的主体世界关注有余而对蕴藏在生存者人生中的客观世界认识不足。事实上，八九十年代的变革历史表明，物质生存中的人们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经济、新政治、新思想和新文化历史，这种客观世界的改造力量是任何思想、理论也设计不出来的，是需要新的理论视角加以高度关注的。
第二，文学的物质话语是建立本土自主话语系统的前提，这种系统包括物质的基础，制度的合理化建设和精神/自由，只有这种系统才可以真正产生源自本土心灵的表达；它要摒弃的是那种看似高远、伟大，却是无视差异而普遍移植他者立场的思想感情。八九十年代现代话语到后现代话语的急遽变迁表明，我们最为缺乏的恐怕还在于对于物质现实的研究和思考而盲目追赶世界流行之风，思想变成一个追风的信标而不是沉思的精灵，主体变成一个空洞的容器而不是存在的根本所在，从而导致文学内在的空洞和贫弱，承担不起伟大时代所需要的伟大写作任务，文学只好一路萎靡不振下去并接近于“死亡”。
第三，文学的物质话语是要树立文学表达的中心方式，使文学脱离纯思想因素的牵引。文学写作虽离不开哲学思考，但它不是哲学思考，文学的中心是表现人的日常生活，通过日常生活，人们可以看见文学的思想闪光，但它不就是闪光本身。物质作为一个话语系统，它首先是对物质与人的关系进行沉思，然后是对人和人关系的沉思，最后是对人自身的存在进行观照，总之，它是“让物件和姿态首先以它们的存在去发生作用，让它们的存在凌驾于企图把它们归入任何体系的理论阐述之上，不管是感伤的、社会学、弗洛伊德主义，还是形而上学的体系”①。让物质显现自身的存在，并不排除各种主义的探索，其重点在于强调生活的整体性、自在性和生命性，与现代性作比较，它所排除的是其片面的“深刻性”。
因此说，以物质书写为中心的文学不是物化的文学，恰恰相反，它是人性的文学——尤其是本土语境里的人性的文学。针对20世纪文学的特殊语境，我们甚至可以说，最大的物本主义者就是最大的人文主义者，没有对物的认真对待，就没有现实主义文学，就没有物欲时代稀薄的文学性。因此，物质的态度成为了检验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的态度和标准。
总之，在我们看来，物质话语这个概念是文学理论返回人性生产现场、发现文学精神张力或文本核心的理论性概念。也就是说，在对文学进行人性把握的过程中，文学理论通过这个概念，所关心的是人性语法的本真呈现，而不是这些理论概念本身的永恒真理性，也不是如何去整理和寻找那些被证明为是具有真理性的理论话语的规则，文学理论所关心的是如何在不考虑人性乃至文化“对”与“错”或“是”与“非”的前提下，研究本土人性特殊话语的存在规律性以及这些话语形成所经历的历史变迁。因此，理论概念不仅仅是为人们提供研究文学地图的工具，一个复杂文学地图的简单分析工具。当文学理论带着物质话语这个理论“回到”文学的时候，文学理论发现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时代的文化表情实在是十分的丰富。拨开意识形态时代的重重迷雾，文学理论看到的是一个世纪的“中国焦虑”在文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