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代物质发展的繁荣景观，理论批评的立场常常是人文主义的本能拒斥，并认为这是理论保持自身人文主义理念和精神气质的重要基础。问题在于，市场时代物质产品及其文化生产的繁荣，已经导致文学生产的方式、方法具有了决然不同于既往的本质特征，因此，如果不直接面对物质及其生产方式的挑战，文学理论也就难以穿越物质体系所构成的思维屏障，深入其文化的内部本体，对其作出有效的分析，因此，当选择“物质”这样一个似乎“远离”文学的概念作为反省文学理论及其历史的思维原点时，理论也就开始尝试跳跃性地跨越既存文化界限而进入到最原始的思想生产空间。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这个空间是否具有赋予理论洞察力的可能呢？

    文学的物质话语系统

    我们可以把文学的物质话语系统划分为三个递进的构成部分。
    第一层级为“实用器物层”，包括工具体系(锄、犁、耙、刀斧、下床、锅碗瓢盆等)、建筑体系(建筑材料、样式、布局、空间设计等)和着装体系(颜色、式样、体制等)。器物是外景，器物中的人工痕迹包含着存在者的文化密码，对器物的忠诚描绘和表达是最原始的现实主义特征，诗经、荷马时代的人们就已知晓通过器物象征人性的手法，在物质和其主人的性格、爱好、情趣、喜怒哀乐、追求、梦想之间建立紧密联系，使物成为人的符号、人的表情。从器物的现当代历史存在格局看，器物的生产或消费过程、器物的拥有或失去过程、器物的创造或被掠夺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运动的过程，政治斗争首先表现为一个物质的占有和反占有斗争。更由于当代社会是一个物质再分配社会，不仅各种原来的集体财产被重新还原给它的创造者或者出卖给资本拥有者，而且既有的农民阶层、工人阶层乃至公务员阶层都面临一个物质再分配的问题，因而当代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是它的物质再分配体系，物质的分配过程也就是政治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也是文学审视文化变迁重新确立自身精神维度的过程，无论打工文学、底层概念的出现有何内在的细致区分，他们都是文学面对新物质时代的自我文化视野的调整结果。
    第二层级为“社会行为实践层”，包括劳动方式(畜力耕作、手工机械动力生产、旱地水田山林工厂作业等)、人际交往方式(亲族血缘关系、地域邻里关系、借贷租赁等经济关系)、个人行为方式(成长方式、婚姻模式、人生理想设计等)。总体而言，行为实践是文化生产和发展的重要区域。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社会，其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也就是高度同质性的文化，这种同质文化及其行为所形成的高度类同社会表象化地类似于意识形态时代所规范的社会，但并不能因此就可以延续既有的意识形态化文学书写，成为意识形态化的有效书写对象。萨特曾经这样说道：“在匮乏的条件下，‘人毕竟是匮乏的动物’，匮乏作为每一个人和一切人同物质的唯一关系，在最后变成物质环境的一个实现的社会结构，并在那样做时，它的惰性的指头指向每一个人，使它既成为匮乏的原因，也成为匮乏的人”①。萨特的论述最好的揭示了物质结构中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的内在关系，也就是说，不管人的行为在何种意义上形成了远离物质的人的文化和观念，它仍然是物质环境的产物，并深深地打上物质的烙印，因而，在本质上说，任何行为终究还是物质的行为，物质是社会的中心思想和意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何以当代主流作家最好的作品常常是人民物质奋斗经历和心路历程的表现，如中间人物形象的经典人物梁三老汉、亭面糊，如《白鹿原》中的白家轩，《活着》中的富贵等等，因为这样的物质人物描绘最能窥视到民间存在的核心和生存的本质。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香港、韩国电视连续剧常常具有好的收视率？因为他们的很多连续剧特别注重底层大众追求物质的艰难历程，正是这个艰难历程的展示满足了大众对于物质不断占有的梦想，从而能够直接击中大众最敏感的心灵。
    第三层级为“习俗观念层”，包括一系列的物质观念，如生产、储存、占有、节约、勤俭、施舍、吝啬等。适应于低生产力所能生产有限物质产品的实际，中国占主流地位的物质观念总体特征是有用即止，够用知足。过去，人们习惯于将前现代社会在低水平生产力情形中形成的物质观念恒久化为人民文化特征，从而忽视了人民对于物质繁荣昌盛的渴盼心情。事实上，作为物质的人民一向遵从物质的意志，而物质的意志就是一种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力，生产力所具有的通过历史性累计增加自身生产能力的特点决定物质发展具有不可逆性，物质的进步使物质的发展只能朝加速发展物质的方向前进。物质意志的这种特征决定大众的物质观念也是随物质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它所怀有的物质欲望使他不断冲破旧有物质观念的束缚而走向自我更新。历史表明，人民的发家致富观念不是什么人的教导才形成的，他们是出于对物质意志的直觉和物质发展规律的遵守才不断地冲击政治禁忌而寻求自我发展。因此，物质追求中总能看到人民兴致勃勃的身影，也能看见他们对于物质繁荣所保持的乐观主义精神。

    物质视野中的理论背景

    “反物质”是现代理论话语的突出特征。启蒙话语传统对物质的地位基本采取忽略和遗忘的态度，而在革命话语传统中，物质欲望与私有财产、保守落后、小农意识紧密相关。在革命看来，一个革命的人，首先应当是一个“脱物质的人”，只有脱离物质的限制和困扰，人才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革命者终身都保持着一种对物质腐蚀性的高度警惕，并在革命的过程中一再告诫、教育和警醒那些对物质文化及其思想价值有兴趣的同志们。历史地看，革命是作为人民物质困境解决方案出现并得到人民拥护的。但革命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如何对待物质的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表现为——革命是为人民获取物质欲望满足的革命，从而革命必须在革命过程中注意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望，正因为如此，在革命范围内，土地改革及其物质再分配权力的赋予在人民的革命热情调动中一直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人，尤其是农民对于革命的热情中很大群程度上来自于对土地、财产等物质的热情。但与此同时，革命又是以消灭蕴涵在物质情感中的私有制思想为己任的，革命的无产化和反革命的私有化思想是不共戴天的对手。革命过程中，革命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私有化感情、心理、哲学、理想、制度和观念的改造，任何放松对于物质话语的改造都是极大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工作中心即将有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前夜，这样告诫全党：“……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的告诫虽是在特定时间发出，但事实上也是革命所一直十分注意的政治大问题。这种长期的关注源自于革命和物质之间谁改造谁、谁征服谁的原则问题。
    既然是原则问题，也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书写规则问题。在不可动摇的书写规则面前，文学的物质书写会呈现出怎样的文本形态呢？“十七年文学”以物质为文本结构中心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农村题材的领域，像《创业史》、《赖大嫂》、《三年早知道》等都是典型的代表。《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是个“脑筋灵活”，善于“耍奸使巧”的角色，因为害怕兄弟分家少了地，他勉强入社，但人入心不入。当饲养员，他把原是自家的牲口喂得“又肥又壮赛似虎”，而把其他人家的牲口喂成“皮包骨”；赶车跑运输，他动用公款为自己买小猪；他还施计拦住别人的种猪，为自己社里的猪配种，弄得别的合作社母猪不产猪仔。他小气又工于心计，身上总揣两个烟盒，其中一个烟盒里只放一支烟，别人问他要，他就把空烟盒一拍说：“没了，没了。”这是一个对物质充满不懈兴趣的人，屡遭批评和工作调换又死不改悔。它表明，以物质为中心的农民，对于物质的痴迷是非常执著的。
    总之，尽管物质生活及其文化是文学不可或缺的表现对象，但拘于现代理论书写原则规定，物质书写作品虽在20世纪反复出现，但其物质书写的内在思想却绝不是肯定物质、物质话语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位置，故作品虽以“物质话语”作叙述基础或者中心，却并不注重物质本身的存在、发展逻辑，思考物质对于人性、文化的建构或解构作用，其重心都毫不例外地采用了“反物质化”的思想立场表达，因此，与其说这些文本中的“物质话语”承担着表现生活、塑造人物的文化使命，不如说它仅仅充当了社会/思想的传声筒或“污点证人”的角色，以之浇铸20世纪主流的现代性价值范型！从文本表现上看，如果是旧社会的物质话语则直奔压迫、剥削、苦难所构成的无道社会的激越控诉，如果是新社会的物质话语，则成为喜悦、光明、快乐的代名词，物质话语的“价值卑微”引出革命的强势拯救姿态；从思想层面上看，物质话语自觉指向主人公的物质个性批判，自私自利、贪小便宜、政治路线错误，构成其强烈的否定色彩。社会虽和物质话语密切相关，但社会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权力机构；思想虽和物质话语不可分割，但思想的中心始终是抽象的历史必然逻辑和理性的精神规范，故而，物质话语故事被悄然转换成存在精神和权力机制的意识形态斗争故事，物质以及生活在物质中的具体人生反倒被深深的遗忘了，这也正是当代农村题材文学难以摆脱时代局限、成就伟大中国文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物质书写的美学逻辑

    物质书写的文学常常都是现实主义叙事文本，这大概源于物质生产及其存在都具有很强的现实存在属性。19世纪欧洲的经典现实主义作品中，物质及其生产方式也一直是一个文本存在的最原始动力。于连对物质贫困的耻辱式体验决定了他的奋斗悲剧，包法利大人对于逼仄生存物质环境的不满，蕴涵着一个村姑式的存在悖谬，冉阿让和一块面包的故事，以及俄罗斯所有作家作品中四处弥漫的穷苦生活景象，无不揭示出物质制度、物质秩序和物质观念对于人性存在的根本制约性、改造性和毁灭性。也就是说，在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作品中，物质话语处于一个本体的地位，人只有在和物质话语的对话中才能显现或敞开他的命运和性格。可以说，这是一个潜隐得较深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文本中的“资本”话语结构，批判现实主义受物质资本存在的总体氛围所刺激，自觉不自觉地在文学中反映出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潜结构。但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也是启蒙文化所确立的一个必然的现代性文学叙事结构，现代性叙事的“现代”就是使文学叙事脱离城市小说以来流浪汉文体那种不能和具体现实物质环境、秩序相联系的罗曼司倾向，使叙事和具体的社会物质环境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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