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便于说明，这里将这一章的大意，用白话概述如下： 

孟子到齐国，本来打算就要上朝见齐宣王。这时齐宣王派人来传达齐宣王之意说：“寡人本来打算来看你，但因感冒了，怕冷风；明日我将临朝办公，不知能否让寡人见到您？”这明明要召见孟子，却说病了，还拐个弯子说“不识寡人得见乎？”孟子感到这位齐宣王对他既不尊重，又欠诚恳。所以孟子对来人说：“不幸，我也生了病，不能到朝廷去。”明日，孟子到东郭大夫家吊丧。出门后，齐宣王派人来问候孟子的病情，还派了一位医生来。于是守候在住处的孟子的学生孟仲子赶快说：“昨天王命召见，老师患了点小病没能去。今天好了些，已经上朝去了不知到了没有？”接着就派人在孟子回来的路上拦截，把齐宣王派人来的情况告诉他，劝他赶快上朝。孟子不听，不去上朝，当晚就住在了景丑家里。于是就这件事景丑同孟子作了一番辩论。景丑批评孟子：父子、君臣是最根本的人际关系，父子之间的关系要以恩爱为主，君臣之间的关系要以尊敬为主；我只看见宣王尊敬您（派人带着医生来问候病），却未见您尊敬宣王（拒绝齐宣王的召见）。孟子反驳说：齐国没有一个人以仁义之道向宣王进言，齐国懂得仁义之道的人难道以为仁义不好吗？不是，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位宣王哪里配跟他讲仁义呢？这才是对宣王的最大不敬。我要向宣王陈述的尧舜之道，是对宣王最大的尊敬了，齐国没有一个能够像我这样尊敬宣王。景丑辩驳说：我说的是按照礼应该怎么办。按照周礼，父亲召唤儿子做什么，应该赶快去做，不能只答应不行动；君召见臣，臣不等车马驾好就立即快步前往，车马驾好再追上去，乘车前往（表示一点也不敢怠慢）。您本来打算去见宣王，宣王召见您，您反而不去。这种行为，哪里有与周礼相似之处呢？孟子又反驳景丑说：曾子说过晋国楚国的财富是比不上的。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有什么不如他的呢？天下公认的最尊贵的东西有三：一是爵位，一是年龄，一是道德。在朝廷里以爵位为先，在乡里以年龄为先，辅助君主做民众的领袖以道德为最重要。怎么可以“以有其一以慢其二”呢？——言外之意是：齐宣王怎么可以用王的爵位之尊，而傲慢地对待年龄比他大的、道德高尚的人呢。一个大有为的君主，必定有不能下令召见之臣，有事商量，君主要到他那里去屈身求教。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大有作为。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伊尹学习，然后以伊尹为臣，所以不费大力气就统一了天下。齐桓公对于管仲，先向管仲学习，然后以管仲为臣，所以不费大力气就称霸于诸侯。现在几个大国，土地大小相同，行为作风也差不多，可是谁也不能胜过谁，就是因为各国国君都喜欢顺从他的人，不喜欢能够教导他的人。商汤对于伊尹，桓公对于管仲，都不敢用命令召见。管仲不可召见，何况不为管仲的人呢？——这“不为管仲者”，当然是指孟子自己。 

（一）这一章典型地表现了战国时期具有一定政治主张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不过，秦国除外，秦国的知识分子见君还要行跪拜之礼。终战国之世，秦国只出武将，没有一个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是东方六国去的，且大都是法家，而没有一个哲学家。百家争鸣兴起于齐国稷下学宫——那是一个无所禁忌、自由讨论，只“议”不治（知识分子只管发议论，不做具体事而拿薪俸）的社会科学院，所以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形成也从那里开始。国君礼贤下士，向国君进言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也以齐国为最。《战国策·齐策》就有不少记载，不独是孟子如此。这对于以后的中国知识界有很大影响。固然战国时期的那种百家争鸣，那种进言而与国君分庭抗礼的事不见了，但是它的影响仍然存在，如东晋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五斗米”不是县令的月薪，“五斗米”指“五斗米教”。张道陵创始的道家——又称五斗米教，已经寇谦之改造为大地主阶级的皇室御用的宗教，东晋当政的王导家族即是五斗米教“信徒”，所谓“不向五斗米教折腰”，就是不向权贵折腰），如敢于谏诤，面折唐太宗的魏征。从主要方面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好传统。只是在新的时代，应该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不    要把“独立人格”变成盲目的无方向的东西。 

（二）上述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是在新兴地主阶级革命的战国时期——对奴隶制社会等级制度大破坏的时期形成的，到战国末大土地制度形成，小农、独立手工业者乃至小地主，向两极分化——大多数破产，地主阶级革命结束，反过来要采取奴隶制的一些等级观念、等级制度，建设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汉代的拨乱反正有两重意义：一重是拨秦代的暴政之乱；一重是拨战国新兴地主阶级革命所造成的观念、礼制之乱。《孟子》书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精神（不只我们说的这一章，还有若干类似的，如《万章下》第七章，也被《孟子节文》删除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封建主义社会里也起着积极作用。但封建统治者的开明君主的容忍是很有限度的，孔子的思想和孟子本身所继承的孔子的糟粕，也缩小了它的影响，模糊了读者的视线，而不可能起多大的作用。我们应该对它加以改造，纳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中来。 

（三）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景丑拿周礼“君命召，不俟驾”来责备孟子，孟子的反驳讲了许多道理，但是没有直接对这条周礼表态，他的作为合乎不合乎这条周礼，这条周礼是该破还是应该维护？对此孟子没有任何表示，而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置之不理也就是蔑视。但在另一个地方却又谈到这个问题。《万章下》第七章：万章问：“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孔子的“君命召，不俟驾而行”，见《论语·乡党》。万章问孔子的“君命召，不俟驾而行”，是不是错了？师道尊严，孟子不能说孔子错了，他婉转地回答说：“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这就太勉强了。孟子的意思，孔子当时有官职，所以鲁君召之，他必须应召，然而“应召”何必“不俟驾而行”？而且这同他跟景丑辩论时所说是矛盾的。孟子可以说他没有做齐国的官，因而不应齐宣王之召；但他在辩论中却说：“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既然是“臣”，当是做了官的。还说“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敢召，况不为管仲者乎？”明明白白，说汤武、桓公不敢召的是做了官的伊尹、管仲。管仲开初不是保齐桓公小白的，而是保桓公小白之兄的，管仲在其兄弟二人争国中还射了小白一箭，中了带钩（未受伤）。及桓公小白胜利，经鲍叔牙推荐，不念一箭之仇，释放作为俘虏的管仲，并且予以重用，任用为相。桓公与管仲接触之始就是君臣的关系，桓公不敢召的当然不是、不可能是没有做官的管仲。而且按照西周的传统观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践土食茅”就是周王的臣民，即使没有做官，哪有君不能召、不敢召的道理。显然，两处讲的，存在着不能调和的矛盾。在《万章下》第七章所说的乃是迫于师道尊严，儒家的传统“言而不称其师谓之畔（叛）”，怎敢讲说“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的孔子是错误的呢？所以只能曲为解说了。孟子也受着孔子思想的糟粕影响，但在对待周礼上却主要是持破坏态度的。如对于孔子的中心思想“克己复礼”以及有关的论述，采取了不引、不解的做法就是重要的证明。当然同时他又受着周礼的某些束缚，不敢说孔子有非是之处，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四）朱元璋已从反元的农民起义领袖转变成了大地主阶级的代表——皇帝，特别需要建立绝对君权、皇帝至尊无上的崇高形象，要求臣民特别是同他一起打江山的文臣武将对他绝对尊敬和绝对服从。他在选择儒家学说为国家统治思想时，当然也特别注意君臣之礼。这是和儒家知识分子不同之处。儒学大师，还想做王者师，格君心之非，《孟子》有关篇章，他们可以利用。同一阶级的各个人物的具体立场不同，表现也不同。这就是朱元璋与儒家大师之不同。他对“将朝而闻命中止”特别反感，所以非把它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各章统统删掉。——这是《孟子节文》的一个原则。如《公孙丑下》第十二章、第十三章，《滕文公上》第三章，《离娄上》第二十章，《梁惠王上》第四章、第六章等，大概就是在这个原则下删除的。孟子竟然倡导“格君心之非”，说梁襄王“不似人君”，当面指斥梁惠王“庖有酒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者也。兽相食，  

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如是之类，岂能不删。然而从朱元璋之删，益见孟子思想的人民性。 

七  “或所就三、所去三而不轻其去就于时君” 

这是说的《告子下》第十四章。其文曰：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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