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和上一节所说的类同，这里就其特殊性说一说。做了皇帝的朱元璋，看了这一章也会本能地反感：臭知识分子，你摆的什么架子！他在领导反元战争中，绝不会有这种情感，如对待刘基（即在民间很有名声的刘伯温）、宋濂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虔诚地接待、接纳、任用和听取其意见的。刘基也立下了功勋。天下初定，由于意见不合，刘基就辞职回家，朱元璋在《赐归老青田诏书》中还说“君子绝交，恶言不出”，想必朱元璋与刘基也曾是很融洽的。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领袖成了皇帝，思想感情都变了，时势也变了：当初到处恳请能人君子为反元战争出力，离开文武人才不行；现在是别人求他给官做或晋升更高级的官僚了。“天下是我的了”，他看《告子下》第十四章，自然很反感。而且，想必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章的危害性：如果知识分子养成这样一种性格，皇帝的权威岂不受到很大威胁！对或为臣或为民的、一身傲骨的知识分子，岂不是无法控制！因此非删除不可。而从我们的见地看来，这里正显示了孟子思想的人民性。 

八  “相待如草芥而见报施以仇雠” 

这是说的《离娄下》第三章。其文曰：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如果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的“手足”、“腹心”之喻，“犬马”、“国人”之喻还包含着君臣不平等、君尊臣卑的观念，那么“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则丝毫也不包含这种观念了。“雠”是“仇”的假借字，即仇怨、仇恨、仇敌之意。《广韵》：“雠，仇也”，《楚辞·九章·惜诵》：“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雠”，此“雠”字即仇的假借，《楚辞全译》把他今译为：“我只思念国君不管别的，这又与众人把仇恨结下。”“寇”亦有仇义，《字汇》：“寇，仇也”，《吕氏春秋·壅塞》：“齐攻宋，宋王使人候齐寇之所至”，此寇字即仇敌之义。“寇雠”是同义词连用的复合词，杨伯峻《孟子译注》把它今译为“仇敌”，甚是。君既把臣看作“土芥”（泥土和小草）一般，自然可以任意处置；相应地，臣把君看作“仇敌”，当然也可以任意对待——包括复仇在内，而不受任何拘束。这从历史有君臣关系（奴隶制社会）以来，到君臣关系消亡（封建社会灭亡），都是最强的霹雳，可以惊天动地。这是与奴隶制的、封建的等级主义绝不相容的。然而这种思想就在战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大破奴隶制的等级制度、等级观念，而封建社会的等级主义的社会基础尚未建立之际产生了。它在封建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直到它灭亡）都是进步的，固然它常常为王朝的地主阶级反对派所利用，而这也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齐宣王不同意孟子的这种观点，但他不好直接反驳（当时的政治形势使然），而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问孟子：“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谓服矣？”原来《仪礼·丧服篇》有一条规定：“以道去君而未绝者，服齐衰三月”，意思是：臣下合乎原则地辞职离去而没有断绝君臣之义的，这位国君死了，要为他穿孝服三个月。齐宣王利用这一条问孟子：为什么离职的臣下还要为已故君主穿孝服呢？这是婉转地对孟子的质问。孟子讲了一番道理，得出了直接反驳齐宣王的结论。在孟子的心目中，君臣关系是对等的，不是君主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君对臣谏行言听（对臣的谏诤、建议听从、实行），使民众得到了实惠；在这种情况下为臣由于特殊原因不得不离职而去，君主就派人引导他出境，并且派人到他要去的地方作必要的安置，走了三年不回来才收回分封给他的土地和房子。这叫做“三有礼”。这样做的君主亡故了，离职而去的臣下才为他穿三个月的孝服。如今做臣下的劝谏不被接受，建议不被听从，民众从政府那里得不到实惠，臣下有理由离职他去，臣下走了，君主却打击、捆绑他的家族（原文“搏执之”，赵岐注：“搏执其族亲也”），还千方百计地设法使他在所到的地方困难万分，在他离开的那一天就收回分封给他的田地和房屋。孟子得出结论说：“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已经成了仇敌，他死了，还为他穿什么孝服呢。公开地、直接地、毫不客气地驳了齐宣王以疑问形式提出的质问。《仪礼》的那条规定并不具体，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而孟子作出有利于他的观点的解释，而臣对于君可以视之如“寇雠”，按照周礼的精神则是万万不可的，在什么条件下都是不可的。武王伐纣，那是特殊事件，而周武王姬发也没做过殷纣王的臣。可见，这又证明孟子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并不受周礼的束缚。 

在朱元璋看来，提倡臣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视君如寇雠”，这简直是鼓动造反，这还得了，因此非删除不可；并且连带地把与之近似的《离娄下》第四章（“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第五章（“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齐删除了。“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确是对绝对君权的重大威胁，朱元璋干脆把它删除，倒也利落，但《孟子》早已成为经书，影响甚大，删除毕竟不是万全之策。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却采取另外的办法。朱熹《孟子集注》的这一章引“潘兴嗣曰：孟子告齐王之言，犹孔子对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如孔子之浑然也——盖圣贤之别如此。”这有歪曲、有贬损：孟子告齐王之言，怎么能说“犹孔子对定公之意”呢？孔子在鲁定公时曾为鲁大司寇，被掌实权的利用了一番之后而被迫离职出走，他没有说过半句对定公不满的话，就是对季氏也未出恶言，给自己留下了后路，怎么能与孟子的“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相类比呢？这是歪曲。孟子“其言有迹，不如孔子之浑然也——盖圣贤之别如此”，这是歪曲加贬损。“迹”，效法，遵循（《尚书·蔡仲之命》：“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孔传：“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纵迹而法循之”）。意思是孟子所言可以被坏人效法、利用；所以孔子是圣人，孟子只是贤人，他不及孔子的是言语不周。朱熹又引“杨氏曰：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孟子为齐王深言报施之道，使知为君者不可以不以礼遇其臣耳。若君子自处，则岂处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盖如此。”这也是很巧妙地歪曲解释：言孟子所说那些激烈的话，不过为齐宣王“深言报施”的道理，孟子自己绝不会那样苛刻（即不会“视君如寇雠”），孟子自己不是说过“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吗！所以他绝不会“视君如寇雠”的，“寇雠”只是说说罢了，我们绝不可因文害义。孟子说过切盼齐宣王改过的话，“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见于《公孙丑下》第十二章，那是因为齐宣王并没有视孟子“如犬马”，更不用说“如土芥”了；怎么就抵消得了“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呢？删  除和歪曲、巧言掩盖，都从反面显示了《孟子》此章的人民性。 

九  “以谏大过不听而易位” 

这是说的《万章下》第九章。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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