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色。 

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分“贵戚之卿”、“异姓之卿”，并不是进步观念，而是由亲亲观念派生出来的西周时期的制度和称谓。按周礼的规定，周天子有六卿，即天子直辖的六个大官：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各诸侯国：大国三卿，皆由天子任命，次国三卿，二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该国国君任命；三卿是，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见《礼记·王制》篇及贾公彦疏）。“贵戚之卿”即天子或诸侯的同姓之卿，天下即周天子一个家族的天下，国家即国君一个家族的国家。贵戚之卿与天子、诸侯休戚与共；异姓之卿则疏远得多了。齐宣王向孟子请教为卿之道。孟子就把“贵戚之卿”、“异姓之卿”分别言之。在战国时期，“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分别已无多大意义。孟子分别言之，大概是为了便于说明君权并非绝对的。孟子说：贵戚之卿见君有大过则谏，反复谏诤不听，就可以“易位”，换一个合适的人做君主（当然只能是亲族中的能者）。这大概是孟子由传统的亲亲观念中推出来的，西周有两次“易位”——周厉王、周幽王，都是被国人或西戎推翻的，而不是由贵戚大臣因反复谏诤不听而公议“易位”的。春秋以来周王朝、各诸侯国争位者多矣，都是经过战争或弑君而更换的，没有一个和平“易位”的，而且不限于同姓之人。向孟子请教的这位齐宣王的祖先，就是姜族的异姓陈氏用大斗贷出、小斗收入以收揽民心，壮大力量终于篡夺齐国姜姓的政权，姜齐变成陈齐。所以齐宣王听到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就“勃然变色”，这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异闻。齐宣王大概觉得自己“勃然变色”有失尊贤之常态，所以镇定下来再问“异姓之卿”。异姓之卿与国家及其亲族没有那么大的休戚与共关系，所以孟子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就离开这个国家，到别的国家去。前者与后者都是冲击绝对君权的。战国时的齐宣王不能同意，两千余年之后的做了皇帝的朱元璋则更加反对，不能容忍，所以非把它删除不可。 

十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其君” 

这是说的《尽心下》第十四章，它同上面所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相通，但它更集中地表述了民本主义。其文曰：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对这一章，我在《孟子十日谈》（《孟子十日谈》，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本书中的《论孟子的民本主义》一文中对它作了解释，阐述了它的民本主义性质，它在封建社会灭亡以前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以及对人们接受或创立近代民主主义也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这里不来重复那些论述，兹就朱元璋害怕这一章而坚决把它删除加以讨论。 

朱元璋对这一章感到特别刺眼的，当然是“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变置”即更换君主。他怕他自己的以及朱氏后代的皇帝之位不稳，当然害怕，一定要把它删除。那么对于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则为天子，怎么看呢？他这个反元的农民起义领袖，实际上是顺乎民心，得到了民众的拥护，才得到发展壮大，终于灭了元朝，削平了群雄割据政权，统一了天下，建立大明王朝的。从他的实践经验，应该是懂得了民众力量之大、得民心之重要，如果说他不能从理论上理解，而直接感受、直接经验则是够多、够深刻的了。朱元璋出身农家，幼失父母，入皇觉寺为僧，公元1353年投奔郭子兴，参加了农民起义的红巾军，后来成了将军、元帅，成了政治上军事上独立的大军领袖，于1368年在南征北伐取得基本胜利之际，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他经历了十六年的战争生涯——前半期是农民起义军，后半期逐渐向地主阶级立场转化。在他的经验中会深感得到民心之重要和民众力量的巨大。正因为如此，他更深深地惧怕《孟子》的这一章，惧怕孟子的民本主义！第一，怕引起民众的觉醒；第二，更怕野心家利用它，收揽民心，聚集民力，与他为敌，颠覆他新建立起来的王朝。所以他比那些儒生——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看得更清楚，非把此章以及与此章有连带的各章删除不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朱熹的《孟子集注》没有歪曲“民为贵”这一章——当然他不可能阐释民本主义思想。他注释说：“丘民，田野之民也，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释“丘民”为“田野之民”误，“丘”训“大”，“丘民”指大多数人民，详见《孟子十日谈·孟子的民本主义》及本书中的《论孟子的民本主义》。但这是知识性错误，不是有意歪曲）。朱熹为什么不怕得民心则天下归之呢？第一，他没有朱元璋的那种直接经验；第二，他与朱元璋的具体立场不同，没有朱元璋的那种忧虑。他以代表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思想家的地位考虑问题，正利用这一条“格君心之非”，改善统治方术，收揽民心，以巩固封建主义的统治。它也是可以起到这样作用的。这里也显现了孟子思想的局限性。 

十一  掩饰之词：“在当时列国诸侯可也” 

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在缕述必须删除的要点之后，写道：“固其崇高节、抗浮云之素志，抑斯类也，在当时列国诸侯，可也。若夫天下一君，四海一国，人人同一尊君亲上之心，学者或不得其（按指孟子）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当言、不当施者，概以言焉，概以施焉，则学非所学，而用非所用矣。”——这就是删除《孟子》原文八十五章的理由，这是掩盖，这是知识分子刘三吾的曲笔。 

《孟子》早已成为经书，用作经学教科书、开科取士的标准，已经很久，它已深入地主阶级（包括小地主）的知识分子之心，也深入了若干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之心——从唐代实行科举制度，有些中农或富裕农民的子弟也入校读书，且有一些经由科举之路进入仕途，他们不能不自觉或不自觉地多少反映农民的某些情绪、要求。因此，突然要删除《孟子》八十五章之多，讲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很困难的。既然要公布于天下，从此删去这八十五章不读，“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就不能不说理由。这就用得着御用“笔杆子”的曲笔之才了。然而掩盖干净利落，终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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