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的小说世界中，汉族被描写为弱势群体，而异族成为强势力量，这是时时复现的历史境遇，亦是贯穿始终的潜在问题。处女作《书剑恩仇录》经由《碧血剑》直到封笔作《鹿鼎记》，皆触及了满汉之间的复杂矛盾，“三部曲”《射雕》、《神雕》、《倚天屠龙记》凸显了汉蒙等族的民族冲突，《天龙八部》则观照了宋辽两国汉族和契丹族的沧桑战事，……一言以蔽之，汉、满、蒙、回、藏、契丹等多民族共存的格局，甚至罗刹国等西方意义上之“他者”的眈眈虎视，都成为金庸小说有意面对的一种情境。
    这种情境不能简单归结为（香港）殖民地境遇的寓言或隐喻，原因在于：一方面，香港不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她即将迎来的不是殖民地意义上的“解放”，而是百余年后的“回归”；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个人、身份与认同等有待梳理的关键词，是鸦片战争之后方才见于中土的命题，在金庸小说所讲述的年代里从北宋末年至清朝初叶，这些命题尚未以现代的形式清晰浮现，所以它们不能被冒然借用到金庸小说所描写的历史时期。然而，“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年代，而不是故事所讲述的年代”，在叙事者（金庸）亲身所处的当代香港，在阅读者亲身所处的当代汉语世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这些命题，伴随着上个世纪以来的形形色色的东西文化碰撞，实有难言之隐与切肤之痛。金庸小说丰富凸显的“民族国家”的争端、个人身份与认同的困境、以及历史记忆的构成等等，实际上透过亦真亦幻的古代形象与人们当下的常识系统，反思了香港乃至广义的殖民地社会所遭遇的问题，置疑并局部颠覆了任何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作为作者的金庸，与作为文化解读者的大众，在叙述、播散与接收行为的整套运作过程中，达成了对此类复杂问题的想象性思考。本章即试图把“讲述故事的年代”（叙述情境）与“故事所讲述的年代”（被述情境）交错起来讨论，而契合点，正是叙述者借古讽今的“民族种族国家”命题。

一、“民族－国家”主题的多重寓意
    
    异族入侵与异族统治：“编织情节”的意向性——“华夷之辨”、“保家卫国”观念的淡化——是展示人性的“个人写作”还是“民族寓言”或“殖民地寓言”？——私情、大义与男女性别差异——“开明政治”的微妙修辞——汉民族(文化)本位思想的征兆——“混杂化”的民族主义观念——“为国为民”的大侠(民族国家赋予男人新的自我定义，还重振了他们的阳刚之气）——“以情为重”的个人化侠客（无法“升华”为大侠的性情中人）

    如果暂时套用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不惜忽略金庸小说的巨大丰富性，那么可以说，从西藏胡僧血刀老祖（《连城诀》）到吐蕃国师鸠摩智（《天龙八部》），……他们构成了金庸小说否定性的异邦人物形象；从回族少女“翠羽黄衫”霍青桐（《书剑恩仇录》）到满清明主康熙（《鹿鼎记》），……他们构成了肯定性的异邦人物形象，两个不同的系列构成了异邦人物形象的两个极端。而从宋元之交血肉横飞、汉族英侠以死尽忠的襄阳之战（《神雕侠侣》），到明末清初袁承志犹疑于刺杀皇太极、最终飘然隐遁的背影（《碧血剑》），……这截然不同的两幕场景，又折射出“民族国家”冲突另一类泾渭分明的两极。如此信手拈来的异邦人物乃至异族冲突的简谱，已然足以令金庸小说的各类读者关注“民族国家”问题了，更不用提徘徊于汉族价值观与契丹族身份之间的大英雄乔（萧）峰（《天龙八部》）、曾被成吉思汗亲口封为“金刀驸马”从而漂泊于汉蒙之间的郭靖（《射雕英雄传》），……这一切均可表明“民族国家”问题在金庸小说的叙事行为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
    在金庸小说的浩繁卷帙里，“民族国家”问题绝非简单添加异国情调、回归汉族中心主义的有趣噱头，而是凸显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所能遭遇的困境，以及民族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除此以外，金庸小说还凸显了香港的殖民地处境与金庸小说的修辞策略之间一种深刻的联系，因为在金庸的小说世界里，无论是外族入侵正当其时，还是异族宰制已成大势，这种异族为主、汉族为“仆”的格局，常常成为汉族群侠无法规避的现实。虽然就主要人物个人情感的归宿而言，“大团圆”式的收场不乏其例，但是就政治命运与民族气数而言，几乎全是无可奈何、令人扼腕的局面，这一安排虽不能唐突命名以“殖民地”（香港）的境遇，然而可以象征性地凸显被殖民者的心态。再者，金庸作品的播散之广，已然遍及汉语生存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某种意义上，金庸的小说又借助如此广泛的阅读行为，举隅法式地提示出全球语境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若干当下的处境。
    马国明在《金庸小说与香港》中指出，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多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空，通常汉族处于外族统治或是外族入侵的威胁之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外族入侵是故事的有机部分而不是布景。他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除《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之外，都试图在外族统治的现实底下寻找一种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 马氏的洞见乃是他辨析出同为“外族入侵”，“布景”与“有机成分”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但是说“金庸的武侠小说……试图在外族统治的现实底下寻找一种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却值得商榷。作为一种不可小觑的娱乐性文类，金庸的武侠小说因为包含了深邃的政治寓意，令观者论者无法视而不见，然而金庸所完成的毕竟是虚构性叙事，与其说它寻找一种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不如说它通过诉诸读者情感的娱乐行为，诱发了一种乌托邦冲动，并提供了一幅想象式的解决图景。它既发人深省，又妙趣横生，可就是不能当真。
金庸小说的“民族国家”问题，便在如下三种文化想象的图景中展开：1、早期文本渲染个人意义上的侠客（小侠）借助“民族国家”这一实体，升华成“为国为民”的大侠；2、中后期文本使“民族英雄”式的大侠走向了个人化侠客这一维度，并以错综复杂的“混杂性”境遇，公开置疑了纯粹的“民族国家”观念，批判了汉族乃至任何一族的中心主义倾向；3、从始至终，金庸小说的整套文本又借助中土武功文化(尤其是少林武功)的异域来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本土化努力，在置疑武功姓汉姓胡的二元对立思维、置疑武功(文化)之“本真自我”的同时，亦微妙地呈现了“扬华抑夷”的情结。总而言之，金庸常常选择外族强于汉族的历史时期“编织情节” ，其微妙之处在于，小说的政治修辞倾向于淡化或者瓦解“华夷之辨”，而文化修辞却暗中凸显了“夷不胜华”的内在旨归。
    在发轫之作《书剑恩仇录》中，正义与非正义的差异，相关于权力的强弱之分，而非种族民族之别，强权者为非正义的一方，而弱势者成为正义力量的代言人。面对满清皇族的强权统治，同处弱势的汉族群侠与回族部落结成了天然联盟，民族的划分并非绝对排斥汉族之外的其他异族，而是有所选择。但是，陈家洛之所以率领红花会群豪与满清朝廷对抗，乃是临危受命，带有明显的被动与力不胜任的色彩，而且他时时陷溺于儿女私情。在全书行将收束时，他与香香公主、霍青桐三人在黄沙废城读到了羊皮古卷的传奇。陈家洛读完玛米儿写成的古册，

    斗然一惊，身上冷汗直冒，心想：“比起这位古代的姑娘来，我实是可耻极矣。我身系汉家光复大业的成败，心中所想的却只是一己的情欲爱恋。我不去筹划如何驱逐胡虏，还我河山，却在为爱姊姊还是爱妹妹而纠缠不……”

    他苦思之下，打定主意：“光复大业成功之前，我决不再理会自己的情爱尘缘，她两姊妹从今而后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我的妹子”。
感佩于为杀暴君而甘愿牺牲自身贞洁的回族少女玛米儿，感佩于她为部族为丈夫所达成的双重献祭，陈家洛终于陡然认清了光复汉室的使命，使小我得到一次有限的升华。但这升华只是短暂地化解情障，是从“民族国家”角度重新界定自我的一种启悟。而香香公主这一形象亦颇耐人寻味。她似乎是希腊海伦式的绝美女子，然而这种相似仅仅是外在容貌上的。海伦似乎是战祸的根源，是“部落、世系、家族之间交换的……女人” ，是被争夺的礼物或战利品，她似乎被战事的频仍搅扰得心神不宁；而香香公主的主动献祭，所做出的则是有意识的自我牺牲，她秉承她所听闻的更为古老的部族神话“勇敢贞烈”的美丽姑娘玛米儿牺牲生命、牺牲爱情，终除暴君的故事 ，是尝试以一己之躯，换来整个部族的安宁。换言之，她所亲践的是关于牺牲的主题，而她最后所化成的一滩碧血，更是将血本身转化成传奇与吟唱，转写成一个部族的古老往事，一个子孙后代回味传诵的悲凉谣曲。
    需要指出的是，在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里，已然潜伏了“华夷之辨”、“保家卫国”的观念逐渐淡化这一“意向性”的种子，在全知视角的观照中，乾隆皇帝本人具有介乎汉人与满人之间的模棱两可的身份，已成民族主义陈词滥调的“华夷之辨”在异族的最高统治者身上，发生了混淆和错乱。虽然红花会群雄屡屡公开对抗满清朝廷和异族统治，但因为陈家洛出于兄弟情谊对乾隆的感召与轻信，反而纵容了异族统治。这种出于汉人家族观念的血缘亲情，在铁血政治的土壤里并无根基可言，亦真亦幻的同胞兄弟的血缘神话，无法战胜现实环境的险恶与乾隆皇帝的权力欲望。
《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民族主义意识虽然较为明朗，但仍存在多义性，郭靖与蒙古王室的亲近关系占去《射雕》大半的篇幅，而且“沙漠苍茫”的蒙古甚至一度成为郭靖母子躲避汉族奸臣追杀迫害的一方净土，一处避难之所，直到成吉思汗由金国笼罩下的弱势者变成对中原虎视眈眈的侵略者时，郭靖的侠义行径才终于从纠缠于局部不公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升华为忧患满怀的“为国为民”状态，此一心态，借丘处机之口一语道破，

    蒙古雄起北方，蓄意南侵，宋朝君臣又昏庸若斯，眼见天下事已不可为。然我辈男儿，明知其不可亦当为之。希夷先生虽是高人，但为忧世而袖手高卧，却大非仁人侠士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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