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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个人身份•历史记忆——论金庸小说的胡汉恩仇

时间:2009-8-8 16:47:19  来源:不详
忆缺失,他深深浸淫于传统的戏文与说书世界中并乐此不疲。金庸写道:

         扬州市上茶馆中颇多说书之人,讲述《三国志》、《水浒传》、《大明英烈传》等等英雄故事。这小孩日夜在妓院、赌场、茶馆、酒楼中钻进钻出,替人跑腿买物,揩点油水,讨几个赏钱,一有空闲,便蹲在茶桌旁听白书。他对茶馆中茶博士大叔前大叔后的叫得口甜,茶博士也就不赶他走。他听书听得多了,对故事中英雄好汉极是心醉……

韦小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豪气义气,包括救助身复重伤的茅十八,其价值观念的塑造成形,说书作为建构记忆的一种艺术载体实在功不可没。韦小宝的机智谋略大多来自戏文说书中的典型人物典型故事,收服王屋山派效法“卧龙吊孝”,法场掉包救茅十八套用《法场换子》、《搜孤救顾》的情节,对俄之战,则戏剧性地、大杂烩式地拼凑《三国演义》:

         这位将军头戴红帽子,身穿黄马褂,眉花眼笑,贼忒兮兮,左手轻摇羽扇,宛若诸葛之亮,右手倒拖大刀,俨然关云之长,正乃韦公小宝是也。
        他纵马出队,“哈哈哈”,仰天大笑,学足了戏文中曹操的模样,只可惜旁边少了个凑趣的,没人问一句:“将军为何发笑?”

然后他接连滑稽模仿式地使出“七擒七纵”、“诸葛亮火烧盘蛇谷”(他活学活用成“韦小宝尿射鹿鼎山”)、“周瑜群英会戏蒋干”等妙招,大败罗刹国人。在某种意义上,诸葛亮一直是汉民族世界的偶像人物,但在西南少数民族的传说之中,孔明却是一个反面的、恶魔式的形象,孔明“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在其羽扇纶巾的潇洒机智之中,亦包含一定程度的滥杀无辜。有意味的是,《鹿鼎记》以戏仿手法,将韦小宝置换成诸葛亮,将诸葛亮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置换成韦小宝与红毛罗刹鬼的关系,这种改写方式本身突出了对“种族民族国家”问题重作评价时的复杂境情,并质疑了中国汉族史官代代书写的汉族屠杀异族的“合法性”历史叙述。
让我们再回到韦小宝个人记忆的成因,这个小说世界里面所展现的横亘于朝廷与江湖之外的说书世界,使得多少社稷兴亡、国仇家恨、身后荣辱的历史经验和冲动因而得以延续播散,

        其时明亡未久,人心思旧,又不敢公然谈论反清复明之事,茶坊中说书先生讲述各朝故事,听客最爱听的便是这部敷演明朝开国、驱逐鞑子的《英烈传》。明太祖开国,最艰巨之役是和陈友谅皤阳湖大战,但听客听来兴致最高的,却是如何将蒙古鞑子赶出塞外,如何打得众鞑子落荒而逃。大家耳中所听,是明太祖打蒙古鞑子,心中所想,打的却变成了满洲鞑子。汉人大胜而鞑子大败,自然志得意满。是以明朝开国诸功臣中,尤以徐达、常遇春、沐英三人最为听众所崇拜。说书先生说到三人如何杀鞑子时,加油添醋,如火如荼,听众也便眉飞色舞,如醉如痴。

说书行为,或者本雅明意义上的“故事讲述者” ,整合并升华着听众的历史记忆与当下沉重的体验,从而使被异族所奴役的人们在快意聆听之际,抵制着可能患有的忧郁症、历史健忘症和本土记忆缺失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一针见血地指出,“认同…无法被回忆,(它)必须被叙述出来。” 这就是说,认同是由某种叙事和言语建构而成的。换言之,个人的、集体的、民族的和国家的认同,恰恰是被历史、文化构造出来的产物。所谓的“民族英雄”是靠(官方)历史的书写、乃至民间文化的口口相传塑造出来的,历史的真相往往被意识形态的强权、民间大众的渴望所修改和遮蔽。历史感本来支离破碎的韦小宝却完整无缺地保存着一份听书的记忆,这位扬州茶坊中的理想听众更是将《大明英烈传》听了个滚瓜烂熟,而且在草莽英雄茅十八面前反过来充当了说书先生的角色,说到明太祖爱将沐英平定云南一事,虽然有信口雌黄之嫌,但也还唾液横飞,有声有色,令本已赤胆忠心的草莽英雄茅十八更是热血沸腾,倍增对于前朝英烈的仰慕之情。
然而在韦小宝这里,沉痛的国仇家恨并不是切肤之痛的历史记忆,而褪变成他肆意发挥的远古传奇,他本人的慷慨激昂、熟极而流,并不能增强他本人的历史感受力,以及对自身亡国奴处境的清晰体察,他把沐英这位前朝猛将视为“天上星宿下凡,玉皇大帝派他来保太祖皇帝驾的,岂同凡人?” ,便是一个极富深意的例证。将前朝英雄神话化、非历史化,意味着将内心记忆模糊化,于是在异族统治的情境里,被压抑的个体既有所回忆,又时时遗忘,记忆的清单混杂如斯,这正是弱势者历史记忆错乱的一种症候。


三、武功(文化)的“本真”与“混杂”

武学谱系与师承渊源:“华夷之分”与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性破除华夏/夷荻之分:比武的文化蕴涵“扬华抑夷”的情结的具体症候对武功/文化“纯粹性”、“本真性”的有力置疑对不同种族、民族、国家、文化遭遇之问题情境的复杂书写

错落含混的记忆清单,无“武”无“侠”的复杂情境,在金庸“金盆洗手”之作《鹿鼎记》中,成为错综复杂的本土/异族之间对抗/交流的具体症候。然而通观金庸十四部武侠小说,武学武功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性表述,乃是贯串始终、无可或缺的一个层面,也是武侠小说与其他文类构成区别的最为独特的层面。武功的游戏功能,文化蕴涵,及其与身体相关的叙事策略和“本文的愉悦”,其不可规避的问题指向之一,乃是武功(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物恋”对象)的本土性与异域性、本真性与混杂性。
考察“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武学谱系,一套繁复的等级秩序与师承渊源,贯穿于金庸十四部长短篇作品。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在回部磁山的神秘玉室,发现流传于西部回疆的汉籍《庄子》。回族古人阿里凭《庄子》第三篇《养生主》的“庖丁解牛”一段,“懂得了空手杀敌之法”。 而陈家洛复受阿里启发,悟出“空手制敌”的绝顶武功,大胜“火手判官”张召重。流落于异国他乡的武功/文化汉籍,经由异族武士的体悟,再巧遇汉族传人而发扬光大。于是在这个精巧的故事里,异国他乡不再是充满凶险邪恶或是异国情调的刻板形象,而是成为汉族侠士对武功大彻大悟的转捩点。这种对于异域空间与本土典籍(文化的实物,亦是象征之物)的重新书写,铺设了一段本土至异域再回归本土的复杂的武功/文化流程,从而在武功/文化的传承方面,留下了本土/异域人士共同解读的印记。
在“射雕三部曲”当中,最受瞩目的武学典籍乃是《九阴真经》、《九阳真经》两大奇书。《神雕侠侣》最后一章《华山之巅》,在重新封过“东邪、西狂、南僧、北侠、中顽童”之后,突然出现少林寺儒雅高华的觉远和尚及其徒儿张君宝两个高手。师徒二人无意间研析《九阳真经》而习得旷世武功,而这《九阳真经》,乃是达摩老祖在《楞伽经》梵文原著的夹缝中,“亲手书写的一部经书”。 那么,习得达摩祖师亲撰之《九阳真经》的张君宝(三丰)、张无忌等汉族侠客,究竟是异域武功的承继者,还是本土武功的开创者?侠客师承渊源的问题,直接导向了金庸小说的高明武功是诞生于中华本土还是来自异邦的疑问。项庄发现金庸小说最初的版本与修订本在《九阴真经》的出处上,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射雕》最初说《九阴真经》是梵文著作,后来的修正本则易梵为汉,而且明言为北宋时黄裳所作。其实除了“易梵为汉”这一语言的改写,金庸还将此经易佛为道,从而与中华本土文化搭设了更为源远流长的关联。此黄裳本是文官,奉旨印刻五千四百八十一卷《万寿道藏》,为防错字,细心校读,竟于数年内不但“精通道学”,而且“无师自通,修习内功外功,竟成为一位武功大高手”。后遇强敌、遭毁门之灾后,在深山修炼四十年不忍埋没,著成《九阴真经》。 于是,原本用梵文书写的《九阴真经》被金庸在修订本中,改写为汉人撰述的道家宝典。
相形之下,达摩老祖的《九阳真经》这部佛家经典,竟然成书早于《九阴真经》八百余年。《九阳真经》在两种版本中,皆达摩老祖所撰,最初本由天竺文字书写,而并非中华本土著述。《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背熟半部《九阳真经》,便已开创武当一大门派,细究出处,天竺武功乃是汉族颇具代表性之武功的始祖。 在项庄看来,张无忌所学的“乾坤大挪移”与“圣火令”乃是波斯武功,他虽然战胜少林三神僧,却受挫于初习《九阴真经》的周芷若,然而无论怎样阴阳相生相克,毕竟是在天竺神功与波斯神功之间斗法。 《神雕侠侣》中杨过从独孤求败的遗著获益匪浅,而独孤求败虽非来自天竺、波斯,但“独孤”乃是胡姓,究其武功根底,多半继承域外。《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降龙十八掌”是丐帮独门武功,但来历不明,项庄如是打趣:“虽不能指为舶来品,但也无法证明为国货” 。
潘国森则援引如下文字,作了有力的质疑,其一是,张君宝(三丰)数年之后,便已悟到:

达摩祖师是天竺人,就算会写我中华文字,也必文理粗疏。这部九阳真经文字佳妙,外国人决计写不出,定是后世中土人士所作。多半便是少林寺中的僧侣。假托达摩祖师之名,写在天竺文字的楞伽经夹缝之中。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而张三丰的弟子俞莲舟与张翠山重逢,讲述张三丰对武功的精思时,说:这《九阳真经》据觉远祖师说是传自达摩老祖。但是恩师言道,他越是深思,越觉未必尽然。一来真经中所说的秘奥与少林派武功大异,反而近于我中土道家武学;二来这《九阳真经》不是梵文,而是中国文字,夹写在梵文的《楞伽经》的字畔行间。想达摩老祖虽然妙悟禅理,武学渊深,他自天竺西来,未必精通中土文字,笔录这样一部要紧的武经,又为甚么不另纸书写,却要写在另一部经书的行间?……或许这是少林寺后世的一位高僧所作,却假托了达摩老祖的名头。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由此潘国森断言“九阳真经”姓“中”不姓“印”。项庄与潘国森各自的洞见虽结论有所分歧,但其思辩的逻辑,还是固守在华夷之分的二元论对立上。而在笔者看来,姓“中”姓“印”的问题远不如另一个问题重要:即,某一武功(亦指涉文化)、门派(亦指涉文化机构)的沿袭与独创,不可能空前绝后,本土文化与异邦文化相互交流与相互渗透的过程,常常导致一种“混杂”的新质。固守华夏/夷荻之分这一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根本无法解释自我/他者文化交往的复杂情境。《天龙八部》中成长于中原的契丹裔英雄萧峰与少林和尚比武之际的对话颇为意味深长:
          
          玄寂见玄难左支右绌,抵敌不住,叫道:“你这契丹胡狗,这手法太也卑鄙!”
         乔峰凛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说上‘卑鄙’二字?”群雄一听,登时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长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别种拳法击败“太祖长拳”,别人不会说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开国太祖的武功,这夷夏之防,华胡之异,更加深了众人的敌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长拳”,除了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别的名目。
         玄寂眼见玄难转瞬便临生死关头,更不打话嗤的一指,点向乔峰的“璇玑穴”,使的是少林派的点穴绝技“天竺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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