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会员中心 在线投稿
| 网站首页 | 中国历史 | 世界历史 | 历史名人 | 教案试题 | 历史故事 | 考古发现 | 历史图片 | 文化 | 社会
相关文章    
您现在的位置: 历史千年 >> 文化 >> 文化研究 >> 正文
俄罗斯新国家安全战略暗…
墨子的国家起源学说
中华民族进化(演化)模…
新版国家标准公共交通标…
中国——民族体还是文明…
一座城市没有博物馆 就…
国家是什么?
要坚决抵制“军队国家化…
被裹挟了的民族主义
我们中国学哪个国家,就…
最新热门    
 
民族国家•个人身份•历史记忆——论金庸小说的胡汉恩仇

时间:2009-8-8 16:47:19  来源:不详
;   这种忧国忧民的民族主义意识,以及与异族侵略者的对抗姿态,正是儒家传统借助“忠”的观念,所塑造成形的典型产物。《神雕侠侣》中独来独往的杨过亦受郭靖夫妇情爱事小、“国事为重”之襟怀所感染,陡然领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含义。他原本欲图用郭靖夫妇的首级换得情花之毒的解药,以便与小龙女长相厮守,并兼报杀父之仇。启悟之后终于抛弃了一己之念,与郭靖共抗外敌。 在金庸笔下,岳飞、袁崇焕这样的民族英雄“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 ,连黄药师这样的疏狂孤傲之士,也常说“只恨迟生了十年,不能亲眼见到(岳飞)这位大英雄” 。金庸早期作品的这种“民族英雄”的形象,竟然会使素来牵挂个人情感、家庭生活、并藐视儒家道德伦理的精灵古怪人物黄蓉,发生了内在性的转变,

    郭靖手执长剑,在城头督师。黄蓉站在他的身旁,眼见半爿天布满红霞,景色瑰丽无伦,城下敌军飞骑奔驰,狰狞的面目隐隐可见,再看郭靖时,见他挺立城头,英风飒飒,心中不由得充满了说不尽的爱慕眷恋之意。他夫妻相爱,久而弥笃,今日强敌压境,是否能再度将之击退,谁都难以逆料。黄蓉心想:“我和靖哥哥做了三十年夫妻,大半心血都花在这襄阳城上。咱俩共抗强敌,便是两人一齐血溅城头,这一生也真是不枉了。”

    这是个人得以升华的瞬间,是一个女人因为爱一个男人,因为爱一个以国事为大的男人,从而也得以超越自身的时刻。对于男性群侠来说,“民族国家”是他们冲决个人樊笼,成为大侠的必由之路;而女侠,象黄蓉这样因为爱男人而进一步爱国家,在金庸小说中,并不是一个普遍的场景,它甚至属于凤毛麟角。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派武侠小说中,黄蓉式的自我升华在金庸小说中属于异数,然而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演义中,却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其典型人物如穆桂英,也恰恰是因为爱杨宗保而效力于朝廷,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所凸显的全是妇代夫命、保家卫国这一类主题。无论怎样,引人注目的是,如此昭昭然与外族入侵者公然对抗、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至《射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倚天屠龙记》却趋于暧昧不明。在汉族与外族的多元性关系中,在异族为主、汉族为仆的情境下,民族大义逐渐成为一个被悬置的客体,或者说,变成一个被质疑的问题。马国明认为在《倚天屠龙记》中“专以驱除蒙古人为己任的明教”被称为魔教,并受到正教“九大派严重敌视”,“外族统治的严重性又突然模糊起来了” ;林凌瀚则持有异议,认为张无忌的主要功绩便在于“安内攘外,消弭明教与‘正派’的纷争,一致抗元”, 马氏与林氏的辨析各有千秋,但是金庸此处更暴露出一种暧昧性,即,张无忌的抗元意志蒙上了一层明显的被动和软弱色彩,这种软弱与被动甚至带有爱情至上的个人主义倾向。而蒙古郡主赵敏,更是不惜叛国叛父,向张无忌一吐真情:

    你心中舍不得我,我甚么都够了。管他甚么元人汉人,我才不在乎呢。你是汉人,我也是汉人。你是蒙古人,我也是蒙古人。你心中想的尽是甚么军国大事、华夷之分,甚么兴亡盛衰、权势威名,无忌哥哥,我心中想的,可就只一个你。你是好人也罢,坏蛋也罢,对我都完全一样。

    女人放弃自身的“民族国家”身份与认同,全心全意归属于一个男人,不管他姓甚名谁,不管他何族何种,也不管他是正是邪,总而言之,男人成为女人最后的、唯一的归宿,而女人对此无怨无悔,这是金庸笔下的女子最为绚丽也最为悲哀的一幕 ;而意乱情迷的张无忌,此时此刻,简化为一个陷入情网的男人,一个溺情者,一个舍弃了其他身份的“纯粹”的情人。于是,张无忌本人的身份也一如金庸大多数的作品一样发生了意味深长的混乱:他似乎是反抗元朝的英雄,可是他最终所选择的恋人却是蒙古权臣的女儿赵敏;他辛辛苦苦重整旗鼓的明教,却被朱元璋之流所篡取,他已经一反壮志骄阳的英雄气概,放弃了恢复汉室江山的使命,成为“民族国家”矛盾之下一个个人化的逃遁者。面对乱世,张无忌的那份疏懒与超然,事实上已与软弱无异,他选择归隐山林、为赵敏画眉取乐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与其说展露出一丝纵任性情的潇洒,不如说透出几分解甲归田式的无奈。
    至于《鹿鼎记》这一超载的文本,这一充斥着多义性话语的“反武侠小说”,更使得“种族民族国家”冲突一显扑朔迷离之貌。被九难师太笑称为“古往今来第一小滑头”的韦小宝,便是一个在多种权力、多种价值观、甚至在多个女人间斡旋的人物。反清复明这一明确的政治主张被康熙皇帝的廉政英明所“问题化”,而且所谓的外族亦不仅仅是中华本土内部的满族,还有凶悍的罗刹国亦即俄罗斯民族。经由康熙皇帝这一开明君主,中华内部的民族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被转化成“一致对外”的清政府与罗刹国的“种族民族国家”冲突,韦小宝后来率师打败罗刹兵,最终签定拓地固边的尼布楚条约,此功此绩之万世不没,直叫叙事者如是慨叹:

    此约之立,使中国东北边境获致一百五十年之安宁,而罗刹兵东侵受阻,侵略野心得以稍戢。自康熙、雍正、乾隆诸朝而后,满清与外国订约,无不丧权失地,康熙和韦小宝当年大振国威之雄风,不可复见于后世。
    ……        
    此界碑所处之地,本应为中俄两国万年不易之分界,然一百数十年后,俄国乘中国国势衰弱,竟逐步蚕食侵占,置当年分界于不顾,吞并中国大片膏腴之地。后人读史至此,喟然叹曰:“安得复起康熙、韦小宝于地下,逐彼狼子野心之罗刹人而复我故土哉?”

    “抗外御侮”的大获全胜,使得满族与汉族的内部冲突让位于空间以及种族意义上的中原本土与“狼子野心”的罗刹国之间的抗衡,并且由于满清朝廷的抗侮功绩,实际上是“汉人” 韦小宝“天与人归,…平了罗刹,为中国立下不世之功” ,异族统治的相对合法性得到认可。细究起来,如此倾向早在《碧血剑》中已然初露端倪,“鞑子皇帝”皇太极未得汉室江山,先关怀中原百姓的疾苦,欲为天下百姓做事,“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说来说去,也只一个道理,就是老百姓没饭吃。咱们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袁承志听了这些话,只觉句句入耳动心,浑忘了此来是要刺死此人,内心隐隐似盼多听一会,……” 《鹿鼎记》则借康熙之口,再次为异族统治致以辩辞:

      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我)父皇是满洲人,我亲生母后孝廉皇后是汉军旗人,我有一半是汉人。我对天下百姓一视同仁,决没丝毫亏待了汉人,为什么他们这样恨我,非杀了我不可?

如果此处还是异族皇帝本人的自我辩护,以及对汉人狭隘民族观念的质问,那么,韦小宝的旁述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反响,则属于汉人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满清异族统治的旁证。《鹿鼎记》行将收尾处,韦小宝告知顾、黄二人康熙读了黄宗羲所撰《明夷待访录》,一代大儒们“吃了一惊”,深恐“一场大大的文字狱”又将兴起,谁知韦小宝说康熙“这些日子中天天读黄先生这部书,不住赞你做得好,括括叫”,众人放心之余,

      黄梨洲道:“原来鞑子皇帝倒也能分辨是非。”
      韦小宝乘机说道:“是啊。小皇帝说,他虽不是鸟生鱼汤,但跟明朝那些皇帝比较,也不见得差劲了,说不定还好些。他作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过得比明朝的时候好。兄弟没学问,没见识,也不知道他的话对不对。”
       顾查黄吕四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想起了明朝各朝的皇帝,自开国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皇帝崇祯,若不是残忍暴虐,便是昏庸糊涂,有哪一个及得上康熙?他四人是当代大儒,熟知史事,不愿抹煞了良心说话,不由得都默默点头。 

     

  此处需要加以补充的是,汉族大儒的明察事理与草莽英雄的方刚血气(也许有乱逞血气之勇的嫌疑)之间,恰恰形成一种微妙的不同。查继佐道:“……可是鞑子占了我们汉家江山,要天下汉人剃头结辫,改服夷狄衣冠,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几人计议立韦小宝为帝,韦小宝大惊失色,决计不从。与群儒相比,天地会群豪顾不能辨析也不愿辨析皇帝本人昏庸还是英明,他们所耿耿于怀的只是民族身份的异同,无论如何,万万不可让非汉族的成员统治汉人。但草莽英雄也发现了康熙皇帝的励精图治、深得民心,即便是以一种忧虑的语气,天地会之一员李力世也不得不承认,“鞑子皇帝年纪虽轻,却是十分精明能干,又会收罗人心。天下百姓对前朝已渐渐淡忘。再这般拖得几年,只怕鞑子的江山就坐稳了。” 他们试图劝韦小宝带领众人寻机刺死鞑子皇帝,而韦小宝却“决计不干”。群雄所想的,乃是“天地会和鞑子不共戴天”,韦小宝却不得不在天地会与满清朝廷之间斡旋,对双方都讲义气,其结果当然不是揭竿而起、驱除鞑虏,而是行刺的举措一拖再拖,终至无成。
       虽然就清代历史而言,满人入主中原日久,又经康乾盛世,其文化层面逐渐汉化,满汉之间同化融合之程度渐深,汉人对满人的夷夏之防亦渐淡薄, ,然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既然鞑子皇帝比汉人皇帝更懂得勤政爱民,有什么理由要把他推翻?此便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值《鹿鼎记》写作时期)香港经济起飞、教育日趋普及,再加上经过天星小轮加价暴动、六七年“反英抗暴”等一连串骚乱后港英(尤其七一年麦理浩上任以还)大力推行社会福利,使香港迈入“现代”时期,从而培养出香港人对港英的归属感等诸般情况,有着隐约呼应的关系。

  “被殖民者无力自治,而要依附于开明殖民者”这一处境,恰恰应和着70年代香港殖民地的境遇。而韦小宝的双重身份或者说尴尬处境他既是康熙皇帝的至友和重臣,又是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的香主,正是香港本土居民与即将获得的中国身份以及英国殖民者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于是金庸小说对于此类复杂情境与心态的书写,便恰如芭莫 (Amgelika Bammer)所洞察,林凌瀚所刻意发挥的,“文本的置换运作正好配合港人本身 被殖民的置换处境(即身份被转移、延宕、压抑):对中国既缅怀又疑惧,对殖民统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Copyright 2006-2009 © www.lsqn.cn All rights reserved
历史千年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