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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个人身份•历史记忆——论金庸小说的胡汉恩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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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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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欲拒还抑的心态下，认同的对象既此亦彼，同时又非此非彼，他我之间不辍协商，无时或息。”
但是，开明政治的问题这道悄悄呈现的叙事裂缝，与香港处境的关联是双向的，一方面，开明政治或者说异族统治成为一个可被接纳的事实，另一方面，金庸仍旧不忘书写汉族群侠的武功胜利，这也意味着汉民族的文化胜利，从而以曲笔的方式，再次确认汉民族的本位。因为为被统治者的汉人屈从于满清统治者仅仅是一个方向，另一个维度则是异族统治者对于汉族文化的认同，“此时期中，谓为异族蹂躏中夏之时期可，谓为异族同化于中夏之时期亦可。盖华夏之文化，冠绝东方，且夙具吸收异族灌输文化之力” 。满清开明君主精细研读汉人典籍，叹服汉儒的洞识，并隐隐有心心相印之感；皇太极虽然所学有限，自陈“我读汉人的书，始终不易有甚么长进”，但仍旧叹到：“汉人的学问，不少是很好的” ；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康熙）圣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 。而中华武功作为一种“物恋”对象，对于异邦异族的深刻吸引，更是武侠小说刻意渲染的一个母题。康熙最初与韦小宝比武练习，采用的是满洲人的摔跤绝技，后来却用上中华本土武当派的上乘功夫。除此以外，康熙甚至还向往披起夜行衣，模仿汉侠的行侠仗义；乾隆本人“甚耽汉人之文化” ，附庸风雅，到处题诗，虽被金庸解嘲为“才高六斗，诗成八步，…比当年曹子建少了两斗，多了一步” ，然而满清皇帝公然以汉文诗词为喜好，这种“恋物癖”式的自我汉化行为，既是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亦属武侠小说里将“异族”最高统治者加以汉化的一种“狂想” 。
除此之外，这种汉民族本位思想，也表现在金庸小说汉族男侠与异邦女子的情感关系上。《倚天屠龙记》中，波斯女子小昭为救张无忌等人被迫重返故国，临别前如是与张无忌依依惜别：“此后咱们东西相隔万里，想要再服侍一次，也是不能的了”，话语之间明显透露出小昭宁作张无忌的丫鬟，也不愿成为波斯的女王，此情此景充分表露了汉族男性中心主义倾向。蒙古女子赵敏献身于汉族男侠张无忌，亦舒缓了汉民族主体所深藏的受制于异邦的创伤记忆，所谓的抗元大侠形象的刻意营造，以及蒙古郡主的决然归依，正是对于这种创伤记忆的想像式治愈，它是以文化书写的方式，改写着被异族凌辱的集体潜意识。虽然蒙古元朝统治汉人、满洲清朝宰制汉人，乃是无法更改的一桩史实，但金庸小说以虚构的传奇，将其转换为汉侠个人生活的胜利，而且金庸小说中常有异族女侠对汉族男侠的深情与归依，却没有汉族女侠与异域武士的两情相悦，这仍旧带有“天朝德威远被”的汉本位色彩。
即便如此，如果说金庸的作品中存在着民族主义倾向，那么，这也是一种“混杂化”的民族主义，无论是作者本人的态度，还是作品所呈现的面貌，都与那种“纯粹的”或者“单纯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现代时期的文公直以明代忠臣于谦为主角，写出《碧血丹心大侠传》，于1930至1933年分集出版，其自序声称：
频年羁旅海滨，郁郁寡欢，长日无聊，每弄文自遣。旋受《太平洋午报》之聘，任编辑，鞅掌之余，即读海上新出版物，以觇近代文化之趋向。是时，除因革命高潮之澎湃，社会、经济之作，如雨后春笋，蓬勃丛茁外，其余杂志小说渐趋入颓废淫靡之途，论者每慨叹为每况愈下，丧失我雄毅之国民性……志欲昌明忠侠，挽颓唐之文艺，救民族之危亡，且正当世对武侠之谬解，更为民族英雄吐怨气，遂有《碧血丹心》说部之作。
顾明道作《荒江女侠》的意图自陈如下：“余喜作武侠而兼冒险体，以壮国人之气。曾在《侦探世界》中作《秘密王国》、《海盗之王》、《海岛鏖兵记》诸篇，皆写我国同胞冒险海洋之事；或坚拒外人，为祖国争光者” 。平江不肖生的名作《江湖奇侠传》虽有“怪力乱神”之嫌，但其另一部经典作品《近代侠义英雄传》转而描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的故事，则颇能凸显中华男儿之阳刚气概、一扫“东亚病夫”之耻。30年代武侠小说的民族主义叙事倾向大多以刻意凸显中华武功之威力为能事（如霍元甲吓跑俄、日、苏格兰武士），金庸则一反前贤，从《天龙八部》开始，他已经明显地置疑民族主义倾向与种族划分里的价值判断，等到公开论述他笔下最耐人寻味的人物之一韦小宝时，金庸更是直言不讳：
中国历史又充满了汉人屠杀少数民族的记载，使用的手段常常很不公道。我们有一种习惯，在和外族斗争中，只要是汉人做的事，都是应当受到赞扬的。班超偷袭匈奴使者，所用的方式在今日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等于中国驻印大使率领馆员，将苏联驻新德里大使馆放火烧了，杀尽苏联大使馆人员，吓得印度和中国订立友好条约，于是中国大使成为百世传颂的民族英雄。
其他国家的历史其实也差不多。英国、俄国、法国等等不用说了。在美国，印地安人的道德不知比美国白人高出了多少。
考虑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始终存在一个困境，中国的民族存在着多样性，民族内部的矛盾和统一，一直质疑着纯粹的民族国家身份。金庸则在自己卷帙浩繁的武侠小说里颠覆了正/邪、大汉族/外族、大中国/蛮夷之邦的二分法，对于个人的情感、义气等个人性价值观予以高扬，并重塑了一系列复杂的个人英雄与民族英雄形象。其笔下的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等人物，与文公直等武侠小说作家的霍元甲式的形象相比，几有霄壤之别。金庸的男性群雄们时常掺杂着几丝缠绵悱恻的个人私情，使得男性主人公要么乏力自振，要么壮志未酬，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转写为“侠之大者，为民为情”。一般说来，“‘侠’主要是一种浮游于天地间的特殊的精神气质，不应该把它局限为一种职业” ，而且这种精神气质在现实世界必将附着于“民族国家”这一实体，该实体既是豪放不羁的侠客加以抗拒的对象，又是他们借以将个人意气“升华” 为浩然正气的一个中介。虽然大多数武侠小说所提及的民族与国家的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专属于男性，而且这种归属与认同能够赋予男性人物以“民族国家”主体意识并重振他们的阳刚之气， 可是金庸并未完全认同于这种归属感，他也不愿意让其男性英雄的自我形象借助“民族国家”得以升华。
在陈家洛那里，“反清复明”乃至“驱除鞑虏，还我中华”，不过沦为历史的浩荡长风中孤独高扬的一面旗帜，一个终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虚幻的姿态。金庸的男性主人公往往摇摆于重整河山的宏图大业与刻骨铭心的一己私情之间。《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直到《雪山飞狐》之中，最落落寡欢、心牵魂系的仍旧是香魂已逝的香香公主，而不是重振汉室江山的未竟功业。换言之，金庸在错综复杂的“民族国家”关系中，突出的是个人化的两性关系中多愁善感的层面，这种可感可佩的个人性情感生活，与那些伟大的事件、波谲云诡的故事、还有传统文化的细节相比，其实并非稍逊一筹，而是难分轩轾，或者说相映成趣、互为补充。金庸笔下的主要男性人物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狄云、胡斐、段誉、令狐冲，他们占了十四部长篇小说主人公的绝大部分，所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未忘国耻家仇的多情者，而不是重整河山、统领群豪的民族英雄。他们的为情归隐与所谓的“功成身退”，也是个人面对无法解决的困境时，以个人、爱情、价值重建与归属问题，提供一种想像式解决方案。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解决，或者说是貌似解决而实际上无能为力的解决。
二、身份的“混杂”与历史记忆缺失症
“种族民族国家”冲突下个人身份认同的困境与悲剧——胡汉恩仇——纯粹身份的坍塌与“混杂性”身份的浮现——大、小民族主义之分——认同政治中的“悲悼”与“忧郁”——异族统治下的文化传承与集体记忆——说书世界：集体记忆的建构抑或另一类模糊改写？——被异族奴役者混乱的记忆清单：有所记忆又时时遗忘“由秦迄今，二千余岁耳，然黄帝之子孙，屈伏于他族者三百余年；北方之同胞，屈伏于他族者且七百余年” ，创伤记忆历历在心，“种族民族国家”矛盾迫在眉睫，在动荡不安的“种族民族国家”冲突迫在眉睫之际，个人的身份是什么？个人如何向某一群体认同并获恩准？有家有国的个人究竟如何被安置？这是无法规避的境况。“身份问题会变得如此复杂甚至残酷，再不是靠认同于某一种文化价值可以稳定下来”， 而且身份认同的确立，甚至需要付出血的代价。《书剑恩仇录》中出身汉室的乾隆皇帝，被伪装、被修改并被限定为一个满族后裔，他的汉族身份将永远被否定并被禁止，只能私下题匾祭墓、修庙建园，偷偷表达对汉族父母的孝心和有限的认同 ；《射雕英雄传》中李萍在成吉思汗以性命相要胁时，谆谆教诲郭靖“不可忘本” ，值此生死攸关的转折关头，这个不能忘却的“本”，就是即便遭受外族强权的侵害凌辱，也仍旧不屈不挠的本土文化的“根”，这种对于“本”的执着与对于“根”的固守，一如这种宁死不屈的骨气所凸显的，并非大汉族沙文主义，而是作为一个拥有确定的“民族国家”身份的人所能展示的信念与尊严。
即便如此，郭靖仍旧无法抹杀在“苦寒之地”的蒙古塞外曾经拥有的温情记忆，那是躲避汉族奸臣追杀、与蒙族华筝公主共同成长的体验，还有少年时代起就与蒙族四王子拖雷、神箭手哲别的友谊，只有到了与蒙古大汗反目成仇之时，郭靖身份的混杂性和不纯粹性，才公然成为一个问题。但该问题及其所表露的境遇，最多构成一种痛苦的矛盾，尚不能形成对郭靖本人所承袭的价值观念乃至个体生命的真正威胁。相形之下，《天龙八部》里的萧峰所面临的以及所承担的，则要惨烈悲壮得多。他所肩负的汉人和契丹人这双重身份的重压，以及对南朝丐帮和大辽国、对契丹生父与汉族养父忠孝不能两全的尴尬处境，使得他最终以个体的生命为代价,熄灭宋辽两国十年的战火，从而“以身饲虎”般地化解了“种族民族国家”的冲突，身体力行了一种象征性的、富于悲剧色彩的解决途径。 萧峰一死，对于契丹君主和中原群豪构成了双重冲击，
耶律洪基见萧峰自尽，心下一片茫然，寻思：“他到底与我大辽是有功还是有过？他苦苦劝我不可伐宋，到底是为了宋人还是为了契丹？他和我结义为兄弟，始终对我忠心耿耿，今日自尽于雁门关前，自然决不是贪图南朝的功名富贵，那……那却又为了甚么？”
对于辽国君主耶律洪基来说，此际萦绕心中的荣辱胜败，仍旧附着在“大宋─大辽”的利益消长与两个民族的历史恩怨之上，而中原群豪则如是议论：“他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学到了汉人大仁大义” ，这是明显的汉族中心主义论调，不足为训；“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那么他为什么反而来助大宋？看来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 ，这仍旧是从维护汉族利益的立场出发评判萧峰的所作所为，只不过在刀光血影面前终于能够有限地突破自身的民族偏见，论天下英雄不再以“种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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