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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个人身份•历史记忆——论金庸小说的胡汉恩仇

时间:2009-8-8 16:47:19  来源:不详
;民族”划分为前提。在考察金庸小说里汉族与异族的依存与对抗方式时,维护领土、抵御外侮的抗争行为与标榜“中原”和“汉族传统”的自恋性机制之间是有所不同的,后者有可能沦为“一种固执而恶性的中心主义的存在” 。
       面对萧峰之死,无论是汉人还是辽人,出于一种偏狭的民族主义立场,都不能理解乔(萧)峰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以天下苍生为念”、“保土安民”的动机和壮举。慕容博欲图联合吐蕃、西夏、大理以及辽国复燃战火,割据中原,不惜以坦然受死成全萧峰的杀母大仇,面对此番境遇,萧峰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他踏上一步,昂然说道:“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可曾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辽之间好容易罢兵数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铁骑侵入南朝,你可知将有多少宋人惨遭横死?多少辽人死于非命?” ,在萧峰的反诘里,宋人和辽人同为战争的受害者,而不再是单纯的对立者或是相互仇恨者。边关征戍之苦所殃及的,既有宋人,也有辽人。乔(萧)峰所禀赋的汉族和契丹族的双重身份,以及他本人的慈悲襟怀,使他在动荡不安、水深火热的“民族国家”冲突里,洞察到宋辽双方的苦难与无辜。
         于是金庸所赋予的郭靖、萧峰等人的身份,便包含着一种明显的“混杂性” (hybridity) ,这种“混杂性”以韦小宝最为突出。作为妓女的儿子,他从来不知父亲的种族、民族与姓名,甚至“父亲是谁?”这个问题起初他从未想过。这意味着,“父亲”永远是一个“无名者”,他在韦小宝的记忆中成为一种缺失,一片长久的空白。他是作为一个孤儿、一个被剥夺了父子血脉相承关系的弃儿、一个甘于认可这种被剥离状态的孤零零的个体而存在的。这种父亲一直缺席、父亲的“种族民族国家”身份暧昧不明,因而造成儿子的“种族民族国家”身份模糊不清的状况,既喻示了年轻的子一代与父亲一代似乎与生俱来的、永远无法弥合的断裂,又喻示了子一代解决身份危机、达成血缘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可能性将永被搁置。当韦小宝佯装被杀,重归扬州,寻访父亲的身世与身份时,他与作妓女的母亲有一段对话,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妈,我的老子到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娘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又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之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

        这就是金庸封笔之作最后的文字,一个明显亦庄亦谐、寓意深刻的开放式结尾。梁启超曾经区分了“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前者乃“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后者乃“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 ,韦春芳这样的妓女所禀赋的,便是一种个人化的、情绪化的“大民族主义”,一种并不狭隘的“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藏”的东方“大民族”意识,或者说,一种广义的黄种人“中心倾向”,她所坚拒的,则是种族肤色全然不同的“罗刹鬼、红毛鬼”,是在生理特征方面差别甚大的“异类”,在她的意识表层,她毫不犹豫地将“血系、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宗教、精神体质” 判然有别于汉族的俄罗斯人指认为敌人;而从韦小宝的“民族国家”身份之谜出发,那么韦春芳面对“汉满蒙回”嫖客来者不拒的“宽容”姿态,则给韦小宝的身份永久地笼罩上一层无法辨识的迷雾,于是,纯粹的“种族民族国家”身份在韦小宝身上,在《鹿鼎记》这部争议极大的巨著里轰然坍塌,被质疑并被反讽。
霍米•巴巴在讨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关系时,曾颇富洞见地指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身份都带有某种“混杂性”,两者之间充斥着“含混”与对抗,这令二者之间充斥着异质性的、多元化的对抗性空间,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异族统治者与汉族群侠百姓之间,不但存在着外族强势者因为主动研析中土文化而带来的内在思想空间的混杂,以及萧峰、康熙、乾隆、韦小宝式的身份的混杂,而且存在着郭靖式的生活空间与情感空间的不纯粹性,以及张无忌式的对抗异族统治的含混性。
      个人身份的“混杂性”所导致的是个人认同的举步维艰。这种困境不仅仅是血缘和文化意义上的,也表现在个人的价值观与趣味方面。金庸小说的男主人公往往存在一种爱情至上的价值观,《飞狐外传》中陈家洛一出场,便“脸色忧郁,似有满怀心事”,当胡斐将他误认为满清重臣福康安而与他过了致命的一招后,陈家洛“随手挥送,潇洒自如”地化解了胡斐的攻势,“身子微微一晃,随即坐稳,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立时又回复了先前郁郁寡欢的神气” 从现代视角看,这是一个“悲悼与忧郁症”的患者,而
      
      忧郁症患者是一个不能克服一件珍爱之物的丧失从而最终把丧失感内化的人。……忧郁症患者异于其他悲哀者之处,就是他显示出一种虚妄的自我贬毁的症状。因为丧失的本身意义对患者来说一直是潜意识的,所以丧失的感觉会向内转,使他觉得他自己完全无用,好象一个不公平地被抛弃的人一样。

     陈家洛念念不忘的是香香公主而不是恢复汉室江山的大任,杨过(《神雕侠侣》)在十六年的时间苦苦守候的是小龙女(平生心血所凝乃是一套“黯然销魂拳”),击杀蒙古大汗则是金庸“为增加小说之兴味起见” 有意虚构的闲笔,而最具阳刚之气的萧峰(《天龙八部》)悔恨不已的是被他亲手误杀的情人阿朱。在金庸笔下,指点江山的男性侠士的“珍爱之物”是他们所钟情的女子,这种“英雄气短”的瞬间,这种“悲悼”或者“忧郁症”的时刻,是一种个人性的征兆。而且,诸如此类的忧郁感受也无法得以外化而只能深藏于内心,甚至找不到可以发泄、控诉和斥责的替代物。于是,这种不能转化成“贬毁他者”的“自我贬毁”,便呈现为一种萎缩和无力的状态,一方面,它标示出他们是不公乱世、以及冤孽情缘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它也提喻式地表现了“为民为情”的男性侠客无法逃避类似的挫折,亦无法融合“私情”与“大义”的命运遭际。
如果说武侠小说这一被文学史所边缘化的文类,以及侠客,这一被历史所边缘化的群体,形成了一种非中心化的“内容与形式”的结合,那么,这些为国仇私恨所纠缠的受压迫者本身,有没有被武侠小说美化或者“神话化”的趋势呢?他们是否如周蕾所言,“通过一种独特的象征性位置 一种无权力的位置 获得道德性的胜利” 呢?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男性主人公这种被放逐、被拒绝的状态,并不等同于周蕾借助南茜•阿姆丝特朗(Nancy Armstrong)和列奥那德•特能 豪丝(Leonard Tennenhouse)分析《简• 爱》时所刻意阐发的“一种以表现自我为‘无权力’分子来支配他人的暴力典范” ,象陈家洛这样的被剥夺权力者,不是试图支配“疯女人”的简•爱,而是一个政治角斗场上的失败者,一个出于民族大义、深挚情感而作出主动牺牲的情场失意者,同时也是叙事者所肯定的、摒弃暴力的“道德”与“正义”层面的胜利者。
在身份危机、认同困境之中,金庸不仅凸显了异族强势者的外在压制,而且触及了弱势的汉人面对中国文化之承传时所遭遇的问题。在文化征服与文化对抗的复杂过程中,异族在文化上汉化,既是有据可查的史实,也是汉人的一种幻想,外族人以认同华夏文化为归宿,成为汉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然而韦小宝的“文盲”性质却揭示了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状况:汉族被统治者、或者原住民的文化承继问题不一定必然受害于异族入侵和异族统治,文化健忘症一方面可以是异族统治者或殖民者所致使,另一方面也可以是被殖民者自身的惰性所造成。《鹿鼎记》中“韦小宝用错成语,乃是家常便饭,丝毫不以为意” ,“尧舜禹汤”被他说成“鸟生鱼汤”,“驷马难追”韦小宝老是说错,“什么马难追”、“……马难追”、“那个马难追”,甚至还有迎合苏菲亚公主的“三头马车难追”,“完璧归赵”等成语更被韦小宝肆意发挥,窜改原意,……相形之下,反而是鞑子皇帝更熟知中国传统文化。正如林凌瀚所指出的,成语的道听途说、误记误用,实际上是异族统治下文化遗忘症的具体症候, 而韦小宝的胡说八道、道听途说的行为,其深意恰恰在于令读者自然联想到香港的语言混杂问题英文的混入,英语、粤语、国语的等级差异和交互运用,正是韦小宝语言混杂的潜在寓意。而更为严重的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痛史实与教训,竟被韦小宝言差语错地说成“嘉定三赌”,还暗暗嘀咕嘉定人赌术必是了得,这段文字便可揭示韦小宝的心态:

     (他)年纪幼小,满洲兵屠杀汉人百姓的事,只从大人口中听到,并未亲历。 在宫中这些时候,满洲人只太后一人可恨……其余自皇帝以下,个个待他甚好,也不觉得满洲人如何凶恶残暴……是以种族之仇、家国之恨,心中却是颇淡的。

行至后文,当康熙尚且为自己族人昔日入关之暴行痛定思痛、心存忏悔时,属于受害汉人之后裔的韦小宝却如是劝慰康熙:“当时的确杀得很惨啊。扬州城里到处都是死尸,井里河里还常见到死人骷髅头。不过那时候我还没出世,您也没出世,可怪不到咱们头上。” 昔人王船山愤慨于满清异族的残忍以及汉人的懦弱与臣服,曾经激烈言辞,认为对于此等夷狄“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 ,然而世易时移,韦小宝当下所收到的实惠,使他已然忘却、或者根本不曾记住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惨痛文化记忆,这种自我遗忘或者自我完成的记忆缺失,判然有别于清初汉儒忍辱负重、被迫屈从异族统治的行为。
然而韦小宝所患的又并非完全彻底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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