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亦是被各家各派所认同的普遍原则。无论是天地万物的产生，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关系，还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都贯通着和合。

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和合两字都见于甲骨、金文。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唇与下唇的合拢。殷周之时，和与合是单一概念。《易经》和字2 见，合字无见，有和谐、和善之意。《尚书》和字44见，合字4见。 是对社会、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处理。合，作相合、符合讲（由于篇幅所限，引文均删）。

春秋时，和合概念是人们对社会生活各个层次、各种冲突现象和谐的认知的提升，也是对自然、社会现象后面是什么状态的探索。《国语·郑语》较早提出“和合”范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五教”，韦昭注：“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的和合，会使百姓安身立命。

从西周到春秋，和同之辨是当时思想界一个普遍关注的论题。《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论和同，他批评周幽王排弃明智有德之臣和贤明之相，而宠爱奸邪昏庸、不识德义的人。这是“去和而取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郑语》，《国语》卷十六）和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日常生活、社会政治、养生卫体等矛盾多样性的统一与和谐在思维形式中的反映，是对矛盾对立的多种统一形式的认识，是对于周幽王搞“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同上）的弃和而ｔｕáｎ＠①同的抨击。

孔子基本上继承《左传》、《国语》的和同思想。他认为，为政应和。所谓和，是宽和猛两极的相济：“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昭公》二十年，《春秋左传注》，第1421页）。单纯的猛，猛政酷于虎；单纯的宽，宽政慢而无序。宽与猛对待的和合，才能达到恰到好处的和的境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论语》第一）。治国处事，礼仪制度，以和为价值标准。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论语》第十三）。君子与小人两种不同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表现两种不同的人格理想、道德情操和思维方法。同时也表明孔子的态度是赞成君子的和而不同，反对小人的同而不和的。

在春秋时期人们对于和与同内涵的规定，已有确定。所谓和：其一是诸多性质不同或对待的要素、事物所构成的和合体，即统一体；其二是相互差异、对立的东西互济互补，以达到平衡、均平、和谐；其三是平衡、和谐为了形成新的和合体，即新东西、新事物的产生。所谓同，其规定是：其一、没有异议或不同意见的同声附和；其二，完全相同事物的相济相加，不产生新事物、新东西；其三，简单的专一、同一，而无比较。这个时期的和同之辨，虽来自现实的政治、人事、生活交往、养生卫体等具体的人们社会生活实践，但已舍弃了各要素的具体个性、特征，抽取其和与同的共性而升华为和同概念、范畴。这种抽取事实上是对于声、味、政事、人际关系等现象后面为什么味美、声美、政平、人和的追寻以及如何能味美、声美、政平、人和的探索。这种追寻和探索包含哲学形上学的义蕴。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道之所以能产生万物，是因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宇宙万物亦都包含着阴阳正负两个方面，阴阳的互相摇荡、互相作用，而形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这是老子哲学的形上学的追究。“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五十五章》）体知和之所以为常，王弼注：“物以和为常，故知和则得常也。不ｊｉǎｏ＠②不昧，不温不凉，此常也。”（《老子道德经注》《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6页）。和作为阴阳本体之道，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常态，这种常，便是老子的形上学之道。

战国之际，和同之辨据所接触到的现有史料记载，转向和合与中和的探讨。和合作为对举或连接范畴出现，《管子》说：“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管子集校》第八）在《外言·兵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畜养道德，人民就和合。这里道与德对言，道的涵义丰富多样（参见拙主编：《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既是形而上的世界万物存在的根据、本体、本原，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根本的原理、原则、规范。德既指天地万物的本性、属性，也指人的本性、品德。道是可异在于主体身心的外在的原理、原则、规律；德是内在于主体身心的修养，得于道或得于心。道畜民和，德养民合，人民有了道德畜养，便和合，和合所以和谐，和谐所以团聚，和谐团聚，就不能伤害。这里，和合是畜养道德的目标和对于这种目标的追求，而不是如何畜养道德的方法或工具。

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出发，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原则，“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墨子间诂》卷三）家庭内若父子兄弟相互怨恨、互相使坏，推及天下百姓，亦互相亏害，国家就会离散灭亡。和合使家庭、社会群体凝聚，形成整体结构。和合是社会和谐、安定的调节剂。“昔越王勾践，好士之勇，教训其臣，和合之。”（《墨子间诂》卷四）君臣、诸臣之间都能和合，国家才会富强。和合是家庭、社会的聚合剂。“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天下就会大乱。虽然父子有怨恶、兄弟有怨仇，但父子仍然是父子，兄弟仍然是兄弟，是可以通过和合，而消除怨恶和怨仇。

孟子虽没有像《管子》、《墨子》那样以和合相连并举，但把和作为人的主要特征，而提高到与天时、地利并举。“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孟子集注》卷四），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比较，人和是最重要的。

儒道虽异，然天地阴阳和合而化生万物，儒道却相似。“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天运》，《庄子集释》第十四），自然元气应合，阴阳调和生物，这是庄子对于有始无始的追究的回应。只要明白了这和的道理，就会获得无穷的快乐。“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庄子集释》第十三）认识天地的本性，这个大本大宗和均调天下，便是天和人和，称为天乐人乐，也可谓天合与人合，“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同上）和合是万物化生的依据，也是天乐人乐的基础。

《易传》〔1〕是对于《易经》的解释。《易传》认为， 乾坤是万物的资始资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卷一），这里“太和”，即和合。“太和”朱熹注为“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周易本义》卷一），亦有合和与和合之意。“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周易集解》卷一），美的会合就合乎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就与义相应和。合是相对立两要素的和合，“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集解》卷九）。阴阳对待两性的结合、和合，而阳刚阴柔各有本体，用来体认天地的创造万物与会通隐藏的、明显的万物属性。《易传》把宇宙万物和社会人生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和合体，这个和合体是通过阴阳、刚柔这一对待统一范畴来建构的，并在阴阳刚柔的对待中来追求均衡、和谐和流变。“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易集解》卷）。宇宙万物的化生是天地阴阳交感的和谐，社会的和平是圣人感化人心，使人心获得和谐、平衡。宇宙自然的和谐与人类社会的和谐是相通的。

荀子和《易传》一样，继承史伯“和实生物”的思想，认为“列星随旋，日月递ｚｈàｏ＠③，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 年版， 第270页）“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新注》，第322页）。天地之间的万物千差万别，却都是各自获得和合而生生不息，假如没有和合，那末列星、日月、阴阳、风雨都不能随旋、递ｚｈàｏ＠③、大化、博施。从这个意义上说，万物的化生、 生存和运动变化，都是和合的使然，这种和的有序性、创生性，可称之为“神”，也是礼的体现。“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同上，第313页），合就是和合。

万物之所以能各得其和以生，是由于有“分”。从水火到草木到禽兽再到人，即从有气→有生→有知→有义的过程。人之所以有义，在于能群；之所以能群，在于有分。“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王制》，《荀子新注》，第127 页）有分即有差异、分别、对待，这是和合的前提，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