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说化。

《荀子·不苟》云：“化，迁善也。”迁善而非迁恶，自然也就排斥了把人训练成听话机器战争工具或打手或闯将之类的一切妄动蠢举；而且，这种由不善不够善不好不够好向着善的好的方面的追求总是一个无限漫长的过程，它拒绝一切浮躁和盲动。荀子在同一篇中又说，“驯致于善谓之化”，在《正名》篇中也说：“化，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显然，它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正如《易·系辞传上》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左传·隐公元年》也有“多行不义必自毙”之说，尽管都是必然，但毕竟需要“积”，需要“多”，所以，从正面讲，迁善致于善之化不能搞运动，不能寄希望于一次动员，一次突击，就使风俗由浇漓转为清明，使社会由无序走上有序。从当代中国历史看，根据本世纪上半叶积累的特定经验所发动的反右、大跃进、破四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一个接一个运动，也许发动者的初衷是好的，但实践证明，除了一次比一次更彻底地革掉这个民族的文化命脉以外，很难再找到正面的建树。从反面讲，对于那些坏的或不够善的机制和现象，我们不能指望它一朝之间土崩，而只能采取行动促进它不断瓦解。

笔者认为，荀子文中的“驯”、“积”、“渐”等还隐含着另一层意义，因为善与好的标准总是相对的，因而迁善的行动也是不可穷尽的，易言之，“迁善”永远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唯其如此，才能保证人类和人类文化“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常识告诉我们，时间无始终，空间无边际，世界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着的过程，基于此，一元论和目的论就都是非理性的，经不起推敲的，正如折骨为柴替人家照明的平民思想家顾准所不断追问的那样：“娜拉走后怎样？”相反，过程论可以在学理上避免下述现象：某些野心家高悬一至善至美的终极目标，并以达到该目标为借口，行其不义不道的大恶。只要想一想，“率土地而食人肉”、“戕贼人以为仁义”的诸侯们被孟子痛斥，但在河南睢阳从吃自己爱妾和奴僮开始进而吃了三万人的张巡、许远却被李翰、韩愈、宋祁、欧阳修们捧得无以复加（参见《唐书·张许传》、《新唐书·张许传》、韩愈《张中丞传后叙》、《资治通鉴》第二百十六卷到二百二十卷、《通鉴记事本末·安史之乱》），这个事实不能不引人深思，即使是公认的醇儒，一旦让一个虚悬的确定不移的目标惑乱了视听，也一样会变得让人非常可怕。如果非要找一个终极目标，那也只能是让每一个个人活得更美好更高贵因而也更可爱，而不应该是其他。

以上谈了什么是“化”?那么怎样“化”呢?《华严经音注》云：“教成于上而易俗于下谓之化。”这个命题中有个前提：教成于上－－舍此就无从化起！何谓“教”?《中庸》上说:“修道之谓教”，“道”已如前述：体天地好生之德，修习、维护、践履之之谓也，关于“教”，则已与后世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大异其趣，而系自我教育，如今人所称道的从我做起。或曰：“从谁做起?”曰：“从上做起！”落到实处， 就是说在位者不仅要自身品端行正，还须从生生之理出发，有责任关心民生，尊重独立的个人的自由的空间，培养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引导社会健康向上的发展。它不是作报告搞鼓动之类，更不应是那台上他说台下说他者流。孔夫子则把这种教和化的关系明确提到了政治智慧和制度文明的高度，他说：“政者，正也。”用现代话语转述，即如说，所谓政治，应该是推举正派人正确地行使权力，保证社会公正，使社会沿着正确的轨道正常的发展。而其中作为前提条件的是行政者的身正，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此条在《孟子·滕文公上》中也被孟子引述，用以证成其“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的论点）可见，教成于上对于“化”是何等的重要。

说到君子小人，向来是吾族文化的大别，而其中又恰恰包含着孔孟等原儒的德政思想，于此不能不作一考辨。仅就上列“君子之德风”一条而言，孔孟所指称的君子小人显然是就地位上论，如今人所云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曰官与民，但在整部《论语》中，绝大多数“君子”系就品德上而言，相当于智者、贤者、长者，《左传》、《孟子》二书使用“君子”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易传》、《老子》二书中，君子小人的义项则多就地位上讲，君子相当于在上者在位者，小人反之。《易》为君子《易》，即为在位者讲论为政之道，老子也为君王设谋，难怪引起后人诸多诟病，但批判者忽视了从《论语》、《左传》到《易传》、《老子》其间的思想变化历程，在《论语》中（如上引一条），早已为在上者预设了一个条件：即在上在位者（操政柄者）必须首先是品德才能上的君子（孔子要把他的弟子培养成廊庙人才，所以他告诫他们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这个预设在《论语》、《左传》中还能一目了然，到了《易传》和《老子》则已内化为隐含信息。因了这个预设，我们就不难明白，儒道原典并不是先验地标榜人君是道德完善才能杰出的化身，而是把它作为必备条件来要求于为政者的，换言之，只有成为品德才能上的君子，才有资格成为地位上的君子。所以《易经传》要求君子戒惧惕厉、临深履薄，老子要求君子卑己自牧、虚以下人，可见，在德政学说这一点上，我们文化源头的哲人们是有共识的。

到了为专制服务的后儒手上，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些地位上的君子，在品德学问才识等方面并未进行不断的修习，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也未必表现出了超卓的才能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仍然先验地被奉为高不可及的样板，毫无理由地成为要求民众膜拜的对象，于是有了所谓的三纲。以致到后世，一朝权在手，地位比人家高且不说，社会资源也当然地按地位分配，甚至品德学问才干气度似乎都胜于常人，连写几个字都一下子潇洒漂亮起来，任他（们）在名山大川到处涂鸦。且不说孟子那段关于君臣关系的著名论断（《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臣与君尚且如此，民与君则更其疏远），就是大讲特讲中正庸常的《易经传》，也绝难为这种反文化的学说找到理论支持，倒是否泰两卦的卦位卦象却极有说服力的反证了纲常礼教的荒谬。先说泰卦 ，从卦位上讲，乾下坤上，从君臣关系上看，是君在下臣在上；从卦象上看，阳刚在下阴柔在上，使得本性上不断升进的阳刚之气与本性上不断下渗的阴柔之气能不断的交通感应，互相补充，共同发展，因而就通泰安利，所以，泰卦《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相反，否卦 之所以不通不吉，就因为阳刚之气不断上升，阴柔之气不断下渗，二者向着相反方向越走越远，永远没有交通感应互相补充共同提高的机会，自然就违背了造化生生之德，窒息了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否卦的卦象正是“三纲”的理论图式，显然，这样的孔家店和与此密切相关的任何形式的官本位观念都是非打倒不可的，因为它是反文化的。

综上所述，所谓“化”，它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其中包含着原儒对人类善良根性的肯定、对人类正当权益的关注和对人类美好前途的信念；其次，它是自上而下的德政垂范，其中包含着原儒对制度文明的热切关怀和睿智思考，可以看成是先哲为生民立命、为社稷创制的一次具体呈现。

最后说文化。

《易·贲卦》彖词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是典籍中最早同时谈到“文明”和“文化”的地方，用“刚柔交错”来释天文－－自然现象，与上文所述“错画”和“相杂”的说法近似而又有发展，近似处在于他们共同揭示了“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自然规律；发展处在于它补充了“刚柔”二字，使“交错”“相杂”的“文”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它刚柔互济，因而具有极强的韧性；它师法自然，因而具有丰沛的生命力；而由此而来的文明和文化，也因为它是先民从大化流行（真）中把握到的并在社会人伦（善）和文章艺事（美）中努力实践的，所以，它又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整合性概念－－不能本着功利需要任意割裂。

本段的语句重心还在后面，“文明以止”，意义相当于止于文明，彖词作者认为，所谓人文就是止于文明境界，如果与《大学》“止于至善”和孔子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二语相对读，就可以看出，在先民眼中文明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它与“至善”、“礼义”有同等的价值，它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而非工具，这就使得原典中“文明”一词的内涵与近代工具理性和庸俗社会学对它的理解区以别矣，借助原典中“文明”的精义，可以对那种把人当成工具的异化观念作一有力的反拨。前一分句中的“天文”仅仅是人们赖以获得灵感的媒介，“人文”才是关键词，因为只有文明才能挺立人和人类的高贵和尊严，才能将人与动物界相区分，才能将人和人群的先进与落后相区分。人际间没有也不应该有地位上的和价值判断上的高低贵贱之分，但就是有高下尊卑之分，因为文明程度的高下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抹煞的，许多靠武力征服对手的集团，曾经是多么不可一世，但常常反过来拜倒在被征服者的文明面前，满清入关后的表现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而“人文”一词中又是“人”最为重要，它告诉我们，人文创造是人类师法天地的推扩和落实，创造过程当始终自觉以人自身为主位，以人自身的美和善为起点，为源头，为归依，是人弘道，非道弘人，是转法轮，而不是被法轮所转，离开人这个中心，一切言说和行为都将变得莫名其妙、毫无意义！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又有以下两层内涵，一是天下之人能够被化。冥顽不化的人是有的，或者在你去化他之前，已有人、物化了他（们），养移体，居移气，不同的人被不同的家庭、集团、阶级、民族、国家、时代所化，被不同的是非观、义利观、价值观、风土习俗、生活方式所化，但因为如前文所述，化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积渐的过程，对于人类中的大多数而言，是可以化的，只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化的工作越是艰巨过程越是漫长，就越显得化的重要性。二是这“化”不是武化，不是靠暴力恫吓和镇压，也不是利用金钱收买和笼络，而是“文化”，是内化，是濡染熏陶，是心悦诚服。这里有一个前提，即承认人类个体本性善的实存性和人类整体向善的可能性，信任人类的大多数，认定他们是可以用文的而不是武的手段去影响、去塑造、去改变的，这个前提很要紧，文化建设者对所要化的对象首先需要一份信任、一份期待，古人要求在上在位者视民如子、视民如伤，即要关怀、要爱护，而所以能有这一份关怀爱护，前提是那对象是值得被爱的。所以尽管“君子”们所要去化的对象未必个个是花朵，但必须可教可化－－可以用文的手段去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