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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文艺的客观性和主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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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1-16 12:11: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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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还有什么“先”于“我”之“经”，哪里还有什么陆公，哪里还有什么学术史？（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此公恰又正是90年代初“学术史”研究的首倡者）在这种“注我”之下，陆象山的“注我”和“我注”的统一性被切割了。凡言“注经”必须顾及本文的解释的准确性，正如恩格斯所说：“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3 〕关注前人是怎样“注经”，得失如何，探讨一门学科中的理论问题从前人已有的成果入手，这就是学术史的研究。而撇开“我注六经”的“我”是当前的唯一的“自我”，一个超历史、超时空的绝对主体，在这个自我面前，不仅原本的“本文（经）”的意义的历史客观性根本被取消，而且已经成为历史的“我”，以及当前作为一种“主体间性”的“他者”的“我”也都消失无踪，在这种“注我”中，绝对的“自我”代替了成为历史客体之“经”。所以很显然，割开“我注六经”的这种“六经注我”就是取消任何命题、立论的客观依据，也就是取消学术史研究，架空立论的宣言。这就是在全球统一的后现代虚无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的语境中贯穿整个80年代中国的主流话语霸权言说。如果说尼采——德里达——利奥塔的虚无主义是以在真理论上的“解合法性（deligitimation）”为基本姿态的一种“破”的方式，杜威——罗蒂则是以“真理便是你最好加以相信的东西”为基本姿态的一种“立”的方式，而“你最好加以相信的东西”就是对我有好处的东西——建立“我”的话语霸权。
应该说在“文革”前毕竟还有一些学术传统——中国古代的和来自苏联的从“别、车、杜”——马列——对学术史的重视的学风遗存在于权力话语教条僵化的缝隙。新时期以来正是在这种“六经注我”的主体性张扬之下，从另一个极端承袭了“文革”之风，即人们称之为“后红卫兵现象”。此风兴矣，学术史乃衰。“六经注我”倡导者言传身教，不拿出任何学术史的证据便一言咬定《手稿》是马克思成熟的著作；不对实践范畴进行任何学术史的考察（如该范畴在中国古代知行关系上的说法，在德国古典哲学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演进，从马克思早期——成熟期的发展变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的地位和作用……），便断言“实践”是识别唯物史观的标准，便声称其“主体性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更有甚者其得意之著《美的历程》中断言：“画上题字作诗”是“从元开始的……唐宋……没有和不可能有。”〔4〕然而，不久便有人以宋代名画家赵佶《芙蓉锦鸡图》画上题诗实例驳其伪说。〔5〕历史客体性和现实主体性之关系， 换句话说，也就是“史实”与“史识”的关系问题。现实的个体主体对“史实”的认识，无论怎样“能动”总不能把已为史料证明的事实抹去，或将没有任何实证的东西横加于历史。当然在史实与史识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中介——史料（本文），正如杰姆逊所说的：“历史不是一份文本，不是一种叙事……，不过作为一个不出场的原因，除了在文本的形式中对我们却是不可及的，我们要对它及真实本身进行研究，只有先通过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文本化和叙事化。”〔6 〕如《美的历程》的作者能够以史料充分证明赵佶的作品系伪证，那么其论断便达到史实与史识的统一；如若其既无伪证又无证实之史料，则其“史识”便与“史实”隔绝，便是“臆断”或“妄说”。所以人们指出《美的历程》的“硬伤”成串，决非治学中难免之粗疏偶失，正如其90年代“告别革命”中史实（且不言政治）之误。于是一时间我们见到：不对德国古典哲学中关于“规律”、“尺度”以及直接对“美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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