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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文艺的客观性和主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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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1-16 12:11: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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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说法进行任何学术历史的考察，便断言“美的规律”是主观的“规律”主客观的统一；不对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的历史语境进行任何考察，便到处随意引用。甚至你把学术史上的依据摆在他面前，他还是要那样说。已经有人发表文章分析，梳理了“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是怎样来的，高尔基此话的上下文是什么等（刘宝端：《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但后来的引者仍然对此不予理会，弃“经”舍“史”，一味“注我”，仍把“自我”的“人学是文学”含义强加于高尔基，等等。当然，就学术民主言，他完全可以随意言说，而历史地看这种学术氛围，则属“主体性论纲”下的“后红卫兵现象”。
靳文说，80年代的争论虽然激烈，但由于未引出对各自理论资源的分析、梳理，因此“理路并未推进”并不合当时的语境：你把无论怎样充分、无论怎样有说服力的学术史材料摆在他的面前，他反倒会说你“泥古不化”，教条，僵化，步乾嘉学派后尘（“主体性之父”言之意）……。“六经注我”嘛，只要出自“我”口便是“经”，今天我领了“气风之先”管它史实如何！按照这种逻辑，“我”所提出的一种观点，或我对经典的解读，早已见之于前人，那么不是他影响了我，而是我影响了他。因为我“心”在肉身之前已与“圣人”——“经典”相通。于是只要在某一领域拿出一套似乎是“新”的概念、术语、范畴，便可推倒传统，建立话语优先权。“六经注我”是全球现代—后现代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中国语境化，对学术史、经典依据与当前他者的话语一味拆解，一切定于我用我尊。这种态度倒退到当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后面去了，因为架空立论根本无所谓“求证”不“求证”。那种“骄横不讲理”用“后红卫兵现象”来描绘恰到好处。当时不仅“学术史”这样的“冷板凳”无人去坐，连学科本身的历史研究，如美学史，也被认为一足便可跺出个体系的主体视为等而下的工作。所以今天重提这段旧事，可以认为不对孤立的“六经注我”在当时造成的排斥学术史、放弃学术史在学术上造成的后果加以认真的清理，就谈不上对80年代的教训的反思。“后红卫兵现象”提出已经多年了，现今是否搔着其痒处了呢？
二、90年代学术史面对的文化语境
正是80年代的“六经注我”首倡者，90年代初提出学术史的方向，其实很清楚这正是中期“告别革命”政治话题之学术前设。因为正是与提出学术史的同时，此公提出“反激进”，于是新历史语境下的“整理国故”、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读“经”救国、尊孔济世、新复古主义、新文化保守主义等潮流应运而生。在这种对青年学人由前台转为半前半后的再引导中，有二个关系误区，一是学科对象（“本文”）与“学术史”的关系，两者虽都成为“史”，但后者对前者是历史中的“我”与“经”的关系；二者当前的“我”与前二者的关系即本文标题所示之关系。
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封闭孤立的自身，而在于对此门学科发展的推动，其最终目的指向当前学术理论的建设。这个学科发展的推动者与当前理论的建设者则是现实中进行该科学领域研究的主体。如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学术史与学术理论本身是紧紧地扣在一起的。马克思只有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后期才可能对《剩余价值学说史》（《资本论》第四卷）进入深度学术史的研究，而其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学术史只能是一种为进一步研究的资料准备。关于人类学的笔记，对摩根的研究也正是为进一步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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