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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文艺的客观性和主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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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1-16 12:11: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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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基本本体论”，也就是他的“生存论”。如果一位海德格尔的研究者熟谙五、六千篇学术史文献而对海氏的《存在与时间》却没有真正吃透，尽管不足掩瑜，却也是一种本末倒置之重大缺憾。
如因为80年代那样的普遍的“建构”，“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靳文），则于90年代一头扎入学术史，打一场“毕功一役”之歼灭战，便可完成80年代未竟之事业呢？我以为这样想法未免天真，甚至可能再次被导入误区。因为一个思想理论的学术体系的诞生是历史的时间与政治经济的地域空间、社会群体与个体主体之间种种偶然与必然的复杂因素所成就，非某种一时兴起心血来潮推波助澜的产物。上述《中国现代经典》的“总序”《中国现代学术要概》，作为浩瀚卷迭35之理论概括，其工程之巨、之艰，自不必说，单取其一重要论点以见学术史研究与理论建设之间的关系之又一具体个案。作者提出：“儒释道三教并存便是我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传统特点”，并因此“不是由于儒家思想具有保守性使得传统社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而是传统社会各思想的多元制衡所形成的表面张力减缓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变易和更新的速度。”〔9〕这虽不是一种全新的观点，但也不乏只眼，总其五、 六万言全文支持这一结论的论据几乎找不着什么，使这一“纯”理论性断言在“纯”学术史的述评中显得孤立突兀，因而缺少应有的说服力。从以上结论本身来看关涉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思想史（不是学术史）发展间的关系，是一处极大的专门性课题。而非这样一篇学术史概论可以包容的，因此文章完全可以避开这一问题，或另作专论。显然作者不甘于在单纯的学术史清理中失去自身的学术主体性与理论个性，如果作者单就这一论题展开，辅以学术史材料，论深论透，而非一般印象而言，其功德远非眼前文章可比。有些学术理论本身问题是与学术史揉合在一起的，很难划分开来，特别是时间距离切近，如新时期学术史的研究与对学术本身的背景性研究，如政治文化思潮，实际上是一回事。纯学术史的研究与揉合在学理中的对于研究的研究——表现为立论与依据，题旨文献与参考文献的关系——在学术研究的规范原则上是一致的，在有关文献吃不透的情况下仓促进入对象往往会造成粗糙贻误。
身处资讯时代，按利奥塔的说法，知识的话语权力已经转化为对资料库的占有权，各学术领域成为自立规则的语言游戏，我们可以不去理会，然而面对成千上万文献资料，面对数十兆计之电脑“内存”，“人脑”对学术史怎么搞？曾有学者漫议，对付信息爆炸“跟不上，干脆不去跟，以不变应万变”。乍闻此话很不以为然，这样岂不很快就失去对话中的话语权了吗？现在看来“以不变应万变”可以解为面对不变的“经”，作为有确定客观意义的本文存在，“我”首先把它“注”透，“历史”的“他者”与当前的“他者”怎样“六经注我”改变“经”的面貌，你都可以加以还原。但是话又说回来，往往我们“注经”不通时，又不能不借助其他注者的启发（歧路也是一种负面的启发），所以无论信息爆炸到什么程度，学术文献资料又不是可以随意省略的工作。在“我注六经”基础上结合现实的要求进行“视界融合”——“六经注我”，也就是把陆象山之“经”“我”关系颠倒过来——我们是在一定的历史客体性前设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历史地对待学术史”也就是“现实地对待学术史”的要求。也正如杰姆逊所说的：“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历史都是‘我们的’当代史；当你按照自己当前的兴趣，把自己在认识论上的起端当作历史事件本身在时间上的起端，就会出现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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