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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考——中日古代诗学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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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1-16 12:11: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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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风雅 功用主义 诗学
论文摘要:从风雅诸多含义的演变过程，重点论述儒家功用主义诗学的风雅观。风雅传入日本后发生了流变，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往往缺乏政治和社会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而探讨流变发生的根源及中日古代诗学之间的差异。
对于“风雅”，人们多理解为高雅的生活风度或文化修养，即风流儒雅的简称。据《辞海》解释，“风雅”原指《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日本人理解的“风雅”含义与此基本相同，然而反映在文学层面上则存在很大差异。由于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儒家诗教把“风雅”列为六义中的两类，正统文人便将“风雅”一词借指其要求的诗篇中的社会内容，如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称赞说:“风雅比兴外，未偿著空文”，说的就是注重文学的辅君化民的社会功用性。这种“风雅”精神基本上代表了儒家诗教的主要内容。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大多能自觉地运用风雅比兴，对统治者进行讽谏、美刺。时至今日，这种“风雅”观念的影响仍根深蒂固。这种文学意识不但影响着创作者的活动，同时也影响到广大读者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相比较而言，日本古代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然而反映在文学的实际创作上，则明显缺少这种“风雅”精神。由于“风雅”一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产生了多方面的岐义，所以本文只想把“风雅”限定在文学层面上，对“风雅“精神在中日两国古代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历史原因，试做一番粗浅的探讨。
“风雅”一词最早见于《诗经》，本来是指诗歌的类型，可是《诗大序》却解释为;“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此为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此为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由乃兴废之所也”。即把政治与个人联系起来叫“风”，将社会问题同政治联系起来叫“雅”。而且还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诱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以足戒，故曰风”。所以早在六朝之前，儒家诗教认为，文学创作应关心政治、反映民情，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性。(汉书·艺文志》记载:“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历代正统文人都自觉地加以遵守，认为好的作品不能缺少讽刺精神，这里说的讽刺与现代意义上的讽刺不一样，必须是臣下对君主的讽谏。如当时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作品中就充满了强烈的讽刺精神。司马迁评《子虚赋》:“其卒章归之节俭，因以风谏。”班固在《汉书》杨雄传中称:“奏《甘泉赋》以风。还上《河东赋》以劝。故聊《校猎赋》因风。上《长杨赋》以风。”
南北朝时期，我国文艺批评理论空前繁荣，诗歌创作上有言志派与言情派之争。言志派特别强调理念，注重伦理教化。“言情”则来自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丽”，即以性真为审美准则，强调审美情感的诗化、个性化。中唐诗人白居易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他特别强调诗歌的讽刺作用，即所谓的“惟歌生民病”和“裨补时胭”，要反映平民百姓的疾苦。然而由于他过分地强调功用性，忽视了诗歌的审美规律，其诗被苏轼讥为“白理”。
宋代以后，内优外患严重。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极力宣扬忠君思想。于是“风雅”的“风人之旨”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忠君爱国”说，讽谏美刺演变为怨刺，仕途失意的文人们纷纷创作出大量闺怨诗，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统治者能重新予以重用，这种臣妾心态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到了清代我国学术文化空前繁荣，也是传统文学及文学批评大总结、大转换的时代。因清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爱国遗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学古复古，在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中提倡“返经归本”，主张[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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