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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考——中日古代诗学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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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1-16 12:11: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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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和规范儒家学说，维护儒学尊严和正统地位，崇尚清淳雅正的风范，于是出现了文以载道说、发愤著书说以及羽翼正史说等等。当然审美主义诗学也非常发达，例如有王渔洋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等。而且功用诗学与审美诗学也由相互排斥出现了融合的倾向，沈德潜的格调说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湾末由于保守的桐城派与宋诗派对诗歌创作的束缚，传统诗学陷人了僵化，诗文的正统地位让位于小说，近现代文艺理论也开始取代了传统诗学，指导人们的创作活动，但儒家诗学重“风雅”的观念影响却一直持续至今。
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日本早在10世纪以前就形成了“经国济世”的文学思想。在当时，遣唐使将大量汉诗文带回日本，受到日本人的喜爱。当然要读懂或作汉诗需具有非常高的汉学和文学修养，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少数官僚和僧侣才能做到。’与风格优美、抒情的和歌相比，风格雄浑、刚健的汉诗更适合“言志”，8世纪中叶出现了日本人的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以后又相继出现了《经国集》、《凌云集》等汉诗集.我们从这些诗集的名称上就可以窥其一斑。
日本古代诗学在其文艺理论形成初期，大量借鉴了我国文艺理论和创作经验，但许多理论并不适合其艺术特点，于是这些理论在后来的创作过程中便被逐渐修正。如成立于772年的诗论书《歌经标式》，作者藤原洪成在作序时参考了《昭明文选》序及李善的《上文选表》，论述了和歌的功效、起源等。全书分歌病和歌体两大部分。其开头部分还模仿歌病说(显然是借鉴了南朝梁沈约的四声八病说)，分为头尾、胸尾、腰尾、厌子、道风、同声韵、偏身等7种，但将韵律适用于和歌则显得很牵强，所以终没能造成较大的影响。延喜五年(905年)，日本著名诗人纪望淑在《古今和歌集》的汉文序称:“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花于词林者也。人生在世，不能无为，……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莫宜于和歌。和歌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此外还认为和歌“抒下情而达闻，或宜上德而致化，或属游宴而书怀，或采艳而寄言。诚是理事抚民之鸿徽，赏心乐事之龟鉴也。”这简直就是《诗大序》的翻版，一般日本学者均认为日本诗学滥筋于此。
日本中世纪时期(12世纪末至16世纪末)，由于战乱和天灾不断，无常思想大行其道，佛教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其影响远超过了儒教。于是辅君化民的“经国济世”思想便演变为“劝善惩恶”的文学思想。日本人在对《源氏物语》等小说的研究中，就有人援用佛教和儒教学说，认为小说的本意在于宣扬五伦五常的封建道德和“劝善惩恶”的说教。“劝善惩恶说”在江户时期更是达到了高潮，出现了以龙泽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为代表的一大批通俗小说，宣扬忠孝伦理。然而严格地讲，“劝善惩恶说”与诗教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诗教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辅君化民;而“劝善惩恶说”是站在被统治者的角度，表达了平民百姓“知足安分”的心态。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以诗文为主，尤以诗为贵，至于词只能算做“诗余”，小说戏曲等更属“道听途说，街谈巷语”，备受正统文人的冷落。这一点上日本古代也是同样，将汉诗、和歌视为高雅文学，将平民化的连歌等称作“歌余”。由于贵族文学曲高和寡，普通的武士、平民更喜爱属于自已的通俗文学，并且把文学看成是单纯的娱乐工具。而那些受诗教影响的日本文人在论述诗文功用性时，也只是转述(诗大序》的论点而已，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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