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风雅考——中日古代诗学比较 |
 |
时间：2009-11-16 12:11:31 来源：不详
|
|
|
文人士大夫阶层，包括以科举为目的的广大读书人。受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读书人都将科举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唯一道路。长期的文化积淀使中国文人具有独特的文化性格和心态，即具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挽救人心和匡正世风的社会责任感。当一个时代的文风变得注重辞藻华丽的形式而内容空洞庸俗时，就会有人自觉地举起复古大旗，提倡“风雅”精神。如唐陈子昂对当时风靡一时的齐梁诗风极端不满，在《修竹篇序》中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感叹“兴寄都绝”、“风雅不作”。明代前后七子的代表李樊龙、王世贞面对明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台阁体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口号，强调诗文对现实的美刺功用和道德教化。
相反，日本古代却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科举，普通人进人国家权力中心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长期由武士掌握国家大权，社会风气重武轻文。从事诗歌等高雅文学创作的主要是皇室、贵族和少数官吏或僧侣，他们是诗歌艺术的主要享受者。其它社会阶层有属于自己的、反映其喜怒哀乐的文学形式，如武士、平民有军记物语、徘谐连歌和草子文学等通俗文学。对他们而言，文学只不过是为了娱乐和消遣，当然不可能具备“辅君化民”的“风雅”精神。 中国古代诗人多数为官僚、政客、诗人兼于一身，对他们而言，文学只不过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而己，孔子就说过:“行有余力，而后作诗。”日本进人12世纪以后，武士阶级兴起，取代了贵族阶级的政治地位，连天皇也成了傀儡，于是渐渐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对贵族来说，诗歌领域是他们最后可以固守的阵地，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则少有人能身体力行，他们逃避现实，正如日本著名的诗人滕原定家所说的那样:“红旗征戎非吾事”，对政治毫不关心。翻开日本的三大和歌集就会发现，所收录的和歌多为“歌合”即诗会上游宴唱和之作，内容无非是追忆往昔的荣华或寄情山水，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若按诗教的风雅标准来衡量，恐怕都得算是“闲言语”。难怪歌学家二条良基在(筑波「问答》中感叹道:“今之和歌惟弄花赏月，无风雅之姿哉。”
从历史原因来看，日本历史上几乎没有过外族人侵，唯一的一次“蒙古来袭”还被台风击垮;并且也不像我国那样朝代频繁更迭。而我国自宋代以后，内优外患不断，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所以内容空洞、词藻华丽的宫体诗和反映达官贵人们游山玩水或闲情雅致的诗作，常常被斥为“亡国之音”，只有具备风雅精神或寄托比兴的作品才受到正统文人的推崇。一般来说，太平盛世多产缘情绮靡之作，末代衰世才会产生思想性强的战斗性篇章。
我国近代饱受列强蹂确，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文学成了民族斗争、.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一时间“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口号响彻文坛。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主张小说为政治服务，启发民智。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路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应该说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出现过政治小说，梁启超就是受其影响才提出政治小说这一概念的。但是日本政治小说的存在仅仅是昙花一现，相反对我国却造成了很大影响，重视文艺的思想性，关心政治的观念深人人心。
至此我们可以说，是否符合“风雅”精神，关键要看能否自觉地运用“风人之旨”，对执政者进行美刺怨刺，但要符合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而且要“发乎情，止乎礼仪”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