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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考——中日古代诗学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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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1-16 12:11: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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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形成自己新的功用理论。相反，有关审美主义的诗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由于种种原因，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日本的“风雅”精神实质逐渐发生了流变，即失去了“风人之旨”的讽刺含义，也偏离了“雅”的本义，即远离了社会与政治问题，片面地强调作品的“优美、典雅”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到了近代，儒教诗学的影响几乎消失殆尽了。
日语中的“风雅”还可指诗歌、文章的创作方法或艺术规律。如江户时代著名诗人松尾芭蕉说:“予之风雅如夏炉冬扇”;(《荣门之辞》)“西行之和歌，宗抵之连歌，或雪舟之绘画，利休之茶道，其贯道者同一也。合风雅者，顺造化而以四时为友，所见之处无不为花，所思之所无不为月。”(《岌小文》)只有顺乎自然，与自然合二为一才能超凡脱俗，得风雅之道即符合艺术规律。芭蕉的徘句艺术追求的是闲寂、枯淡的意境，而美学问题总是远离现实存在的。因此，从功用主义的角度来说，脱离现实、不具有任何功利性的艺术当然就会像夏天里的火炉或冬天里的扇子一样毫无用处。这与中国古代诗文以社会功用性为价值取向的现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造成两国诗学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社会原因看，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文学受此影响，早在汉代就已成了以《诗大序》为代表的儒家诗教，其中的“文以载道”观影响深远，至今不绝。诗论是对诗歌创作活动的理论总结，一般说来，人们对艺术规律的认识都是从其功用性开始，然后才渐渐认识到其审美规律，缘情派诗学出自言志派诗学就是个很好的证明。
我国古代诗学多以诗论为主，作为诗歌理论总结的诗论多以平易浅白的诗话形式出现。言志派的诗论认为，诗歌创作必须有助于政治教化，即“兴观群怨”。尽管事实上儒家诗教并非总是占主流，许多文人也对诗教阳奉阴违，但没有人敢正面反对诗教，就连标举“性灵说”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未能超越诗教的藩篱。如果有人违背了诗教，那就会有道学家站出来横加指责。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下了大量如《三吏》、《三别》这样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因韵语纪时事，被宋人誉为“诗史”。其晚年律诗的风格沉郁顿挫，壮美与优美兼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但朱熹却站在道学家的立场上说杜甫夔州以后无好诗。杜甫的“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这一名句也被视为“闲言语”，(二程遗书)因为道学家认为它起不到积极的教化作用。
与此相比，儒家思想在江户时代以前，对日本普通民众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远不能同佛教相比。同通俗易懂的中国诗话相比，日本的歌学、歌论著作显得深奥、难懂，不便被普通民众接受。而且许多诗论著作出自僧侣之手，如平安时代的显昭、日本南北朝时期的由阿等人影响很大，受禅宗的影响他们对诗歌的创作技巧不关心，只是一味地追求“幽玄”的艺术效果，这与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的作法似乎不无关系。
直到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才开始“扬儒弃佛”，奉朱熹理学为国教，但日本的儒教更多地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缺少“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内容。并且朱熹理学在息想上并未能实现大一统的局面，学术空气相对宽松，如反对朱子理学的阳明心学、主张恢复儒学本来面目的古文辞派，特别是以研究古典文学为特征的国学派兴起，极力反对儒学和佛教学说，他们认为这些外来思想毒害了日本人原本朴实的本性，主张复古。国学者荷田春满在《国歌八论》中，反对和歌在政治上和日常生活中有某些作用的学说，他认为和歌只不过是种文字游戏。此外再加上近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传人，最终使得劝善惩恶学说消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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