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千古未有之变局和不愿打开的国门再也无法关闭的现实，自19世纪70年代以降，清朝被迫依次在英、美、秘鲁、西班牙、日、德、法、俄、意等国设立驻外使馆，对西方的遣使要求作出对等性的反应。伴随着郭嵩焘、何如璋、陈兰彬、刘锡鸿、曾纪泽、刘瑞芳、薛福成、黎庶昌等早期驻外公使驻节域外，中国的外交近代化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这批早期驻外公使由于受欧风美雨的浸染，加之对外交涉工作的需要，都或多或少具备了国际法意识。笔者试图将1875-1894年甲午战争前这一时期称之为晚清派驻使节的早期阶段，（注：关于晚清早期驻外公使的研究，可参见拙作：《论晚清驻外使馆的设立》，《江西社会科学》1992-3；《郭嵩焘出使英国时的矛盾心态》，《近代史研究》1990-3；笔者的硕士论文《中国早期驻外公使的群体研究(1875-1894)》，南京大学档案馆1990年藏。）并拟从四方面对晚清早期驻外公使的国际法意识进行初步探讨。

一、国际法的最初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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