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现有资料，早期驻外公使中，最早提及国际法者为薛福成。1875年，他在《应诏陈言疏》中，就主张将万国公法广为刊印，颁布州县，以便“将来流布渐广，庶有志之士与办事之官慕书吏，咸得随时披览。一临事变，可以触类旁通，援引不穷。”（注：丁凤麟等编：《薛福成选集》第81页。）次年，郭嵩焘在出洋途中也注意到了国际法。他认为，熟悉公法为“今日办理洋务机宜”之一。（注：《郭嵩焘奏稿》第360-361页。）在他看来，泰西各国“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注：《郭嵩焘日记》（三）第136页。）而且，他对西洋各国交战，依公法不杀俘虏之举亦大加赞赏。（注：《郭嵩焘日记》（三）第136页。）

若从时间表上考察，驻外使馆创建几乎与国际法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同步进行，这正表明，派驻使节走向世界，需要以国际法与近代外交知识为前提。可见，洋务派官员已对国际法重要性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明晰。对驻外使节来说，首先注意的是国际法中有关驻外使节的条文。他们必须熟悉和实行这方面的行为规范和准则。1877年，郭嵩焘发现西洋公法规定：“遣派公使驻扎各国”，应“以国书为凭”，为此，奏请朝廷补颁充当驻英公使的国书。（注：《郭嵩焘奏稿》第365页。）1879年，曾纪泽提出了外交人员在国外的外交豁免权问题。他根据公法所载：“公使所寓，如其本国辖境，不归主国地方官管理。馆中入役，亦不受主国管衙约束。有在外犯法者，询属本国人，即交其国公使讯治，主国不侵其权。然必确系寓居使馆，派有职事之人乃然，所谓公使应享之权利也。”（注：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第113页。）次年，崇厚因与俄国擅定条约，受到清廷严惩。郭嵩焘援引国际惯例，指出不宜诛杀签约使臣，为了不资俄人口实，“使之反有辞以行其要挟”，奏请清廷不要“加罪使臣”，而应按国际法妥善处理此事。（注：《郭嵩焘奏稿》第396页；《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225页。）到了1891年，薛福成依据丁韪良翻译的《星轺指掌》明确厘定署理公使的地位和职权。（注：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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