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林则徐不久即被清廷革职，人们对国际法的兴趣又逐渐冷却下来。直到20年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把系统的国际法著作介绍到中国后，才再度激起清廷对国际法的兴趣。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在中外“合作”的氛围下，清廷逐渐意识到，在同西方交涉时有必要知晓国际法，因为中国对国际法的无知而受害匪浅。1864年8日，奕ｘīｎ＠①奏请出版丁韪良翻译的惠顿（注：惠顿(H.Wheaton,1785-1848)，法国法学家。）所著《国际法原理》一书，得到旨准。该书出版后，总理衙门即分发了三百本给各省地方官员及通商口岸的官员使用。不久，奕ｘīｎ＠①运用有领海的公法理论，成功处理了普鲁士与丹麦因战争而在中国渤海湾域发生的“战船纠纷”，解决了棘手的外交难题。（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7，第5页。）这件事使清廷开始注意到国际法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上的重要作用。因之，他们后来在办理“夷务”时，也逐渐以国际法为武器。
这之后，更多的国际法书籍被传到中国。如：1877年出版了丁韪良翻译的《公法便览》；1880年、1898年，丁韪良翻译的《公法会通》，分别由同文馆、长沙南学会及北洋书局于三地印刷出版。此外，还翻译了包括《星轺指掌》在内的其他一些国际法专著。（注：《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旧籍分类目录初稿》第138页。）
可以说，国际法在中国的最初传播是晚清遣使驻外的重要前提。早在1862年，总理衙门即要求赫德翻译惠顿书中有关使节权的24小段，以作为“派遣驻外使节的参考”。（注：《国际法》第16页，法律出版社1985年第4版。）次年9月11日，文祥亦称：“国际法将是我们派驻公使的指南。”（注：徐中约：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第128页。）
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外交往不断扩展。更多晚清官员卷入洋务，遂从这些翻译的书中学到了相当多的国际法知识。尤其是这些身居海外的公使，由于对外交涉的需要，迫使他们更多地观察世界时势，学习和应用国际法知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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