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对国际法的认识较郭嵩焘前进了一步。尽管他对国际法大加肯定，但也看到了国际法的某些弊端。他认为，当今世界各国关系是强凌弱，大欺小，虽有公法，又何能制之，就连西人亦“未必尽遵”万国公法。（注：《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1。）薛福成同样看到了国际法的两面性。一方面，为了使中国“不受无穷之害”，他主张中国在对外交涉时应“以公法为依归”，“援据公法为辩论之资”；另一方面，他对列强背信贪利，恃强侵略，不守公法的举措提出了严厉谴责。他认识到公法的虚伪性：“强盛之国，事事欲轶乎公法，而人勉以公法绳之；虽稍自克以俯循乎公法，其取盈于公法之外者已不少矣；衰弱之国，事事求合乎公法，而人不以公法待之，虽能自奋以仰企乎公法，其受损于公法之外者，已无穷矣。是同遵公法者其名，同遵公法而损益大有相者其实也。”（注：《薛福成选集》第414-415页。）可见，如果国家强弱过分悬殊，而一味侈谈国际法是徒劳无益的。当时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对此的认识最为深刻，他认为公法是可恃而又不可恃的东西，“倘积弱不振，虽有公法何补哉？”因为“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知其法以绳人；弱者不必免隐忍受屈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4，第9页（光绪十九年刊）。）对国际法的有限功能和实质的揭示可谓一语中的。
值得指出的是，公使们在外交实践中逐渐意识到了列强在中国攫取的种种非法特权。如1879年曾纪泽建议，采取谈判方式，逐步修改不平等条约，以争回失去的权益，但终未能行。原来，在与列强签订条约时，清朝官员普遍缺乏近代外交知识，并未意识到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注：徐中约：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第138-139页。）而国际法的消极功效又进一步束缚了早期驻外公使的手脚。按照国际法，国家间应该恪守条约。对中国来说，遵守条约就意味着承认已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早期驻外公使陷入自相矛盾的尬尴境地，因为他们都很注重条约。郭嵩焘就认为：“中国人有权拒绝西方的任何非法要求，但是他们应该遵守把该城（指潮州—引者）辟为通商口岸的条约。”（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190页。）曾纪泽则认为办理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注：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第225-226、331页。）薛福成亦谓“西人风气，最重条约”，主张将通商条约颁布州县，以便随时援引。显然，他们一般都是主张遵守条约的，这就势必限制他们修约的积极性。加之19世纪后期介绍进中国的国际法著作均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有关条款。其时的缔约观念认为，一个国家即使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所签定的条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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