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61页。）而且，他还提出，依据国际法，清廷有权拒绝接受煽动排华与迫害华工的美国议员布雷尔为驻华公使。结果，清廷通知美国，拒其来华，布雷尔虽已行至旧金山，但美国国务院仍电令其速*盛顿。（注：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367-368页。）随着外交实践的增多，公使们逐渐意识到国际法更多的外交效用。郭嵩焘认为，国际法“规定严谨，诸大国互相维持，其规模气象实远出列国纷争之上。”（注：《郭嵩焘奏稿》第365页。）曾纪泽亦谓：“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持，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立之权，此息兵安民最善之法。”（注：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第164-165页。）薛福成对万国公法评价更高，他认为：公法可以“弭有形之衅”，“齐大小强弱之国”，“虽至弱小之国，亦得藉公法以自存。”（注：《薛福成选集》第414页。）他还主张在亚洲诸国“宜以公法相持，俾弱小之邦足以自主，则强大者亦自暗受其利。”他进而主张中国“凡遇交涉西洋之事”，应“常征诸公法以立言”，（注：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第187页。）从而改变中国“与公法有格格?相入之势”的现状。（注：《薛福成选集》第414页。）
驻外公使们还意识到了中国被视为公法外的国家，因而蒙受莫大的危害。薛福成对于列强蔑视公法，欺侮华人，尤感痛切。他说：
西人辄谓中国为公法外之国，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与。如各国商埠，独不许中国设领事馆；而彼之领事在中国者，统辖商民，权与守土官相＠②；洋人杀害华民，无一按律治罪者，近者美国驱禁华民，几不齿中国于友邦。此皆与公法大相刺缪者也。公法外所受之害，中国无不受之。盖西方明知我不能举公法与之争，即欲与争，诸国皆漠视之，不肯发一公论，则禁悍然冒不韪以＠③我者，虽违理伤谊，有所不恤也。（注：《薛福成选集》第414页。）
鸦片战争后，各种不平等条约束缚着中国，列强极力维持不平等条约和种种侵略权益，根本不以平等地位对待中国。刘锡鸿针对列强在中国抢夺路权，侵害我国主权的行为进行猛烈抨击，指出：修筑铁路乃“我内政也，自主之国，他人不得预其内政，尔万国公法固云然，今奈何相强耶？”（注：刘锡鸿、张德彝：《英轺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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