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掠夺中国权益的主要侵略者。英国不断强化侵略利益，必然引起频繁的中英交涉。因此，驻英公使承担着繁杂的交涉使命。在中英喀什噶尔交涉期间，郭嵩焘运用公法力争，向英外交部提出抗议。他认为英国遣使驻喀什噶尔违反了万国公法。（注：黎庶昌：《西洋杂志》第2、28-29页。）因为西洋公法有保护立国之例，“今英国犹似调处为义，奉中国以建置小国之权，”这是侵略中国主权的行径，为此，他主张清廷“援据西洋公法，划定疆界，杜其侵扰。”（注：《郭嵩焘奏稿》第373页。）事实表明，郭嵩焘的外交斗争不仅粉碎了英国鲸吞新疆的阴谋，而且有力配合了清军的军事行动，“其后数月，喀什噶尔果为中国收复。”(33)与此同时，在中英趸船案交涉期间，郭嵩焘针对英国包庇本国商人，“不按公法核议”的举动，屡次抗议，终于使这一拖延了几年之久的交涉案件得以解决。（注：《郭嵩焘奏稿》第383页。）
针对英国各地华侨处境极为悲惨的现状，第四任驻英公使薛福成“援照公法及各国常例，声明中国可派领事官公驻英国属境。”同时驳斥了英国政府诬陷中国从不遵守万国公约的谰言，声称在近15年之内，中国已处处“按照万国公法办事”。（注：《薛福成选集》第325、382页。）英国后来被迫同意了中国派驻领事的严正要求。
1879年，日本侵占琉球，驻日公使何如璋立即“援公法据条约与争”，主张乘日本“国力未完，先发制人以绝后患。”（注：《茶阳三家文钞·清詹事府少詹何公传》第2页。）针对中俄两国可能因伊犁交涉而诉诸于战争的时势，为阻止日俄勾结对付中国，他提出援引国际法中的“中立法”条款，若中俄开战，“必当告以（日本——引者）公法，使守局外中立之例，严禁接济耳。”（注：何如璋：《何少詹文钞》卷下，第11页。）
2.在外交谈判时运用国际法
这以曾纪泽运用公法改订中俄伊梨条约为代表。曾纪泽奉旨到达俄国后，受到俄国处处刁难。因为他是二等公使，而非头等，加之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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