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着救世、醒世愿望的洪秀全，见到阔别三年的冯云山，见到他开创的局面，听到他隐藏的意图，思想必然发生巨大的震动。几年来在家乡苦口婆心对世人的劝戒，只获得寥落的反应，也不能阻挡世风之日下。现在，他的好友冯云山竟已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功，造成了一个几千人的拜上帝的组织，并且人人尊奉着迄未识面的“洪先生”，这使他充满了喜悦。他对于这个腐败邪恶的社会久已不满，而现在冯云山告诉他，可以逐步地酝酿利用这个发展中的组织来发动一场推翻腐败社会的统治者——满族朝廷的斗争，这使他救世主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发展到打江山的帝王抱负。他到紫荆山以后一个多月，就同冯云山等“写奏章，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二册，六四八页。)，这表明了他们需要密议大事和隐蔽处所，也反映了洪秀全已经或者正在确立反清革命斗争的道路。

　　洪秀全从一名宣传福音的上帝使者，而秘密地成为酝酿革命斗争的领袖，这自然需要主客观的条件，而不仅仅由于冯云山的陈说。上面已经分析了洪秀全并未在一八四三年确立反清革命的道路，但另一方面，洪秀全这一时期的思想却的确包含了新的因素。洪秀全接受了“上帝”，虽然他由此而引起的只是悲天悯人的救世愿望，但“上帝”对于中国的既有传统，毕竟是个“异端”，他基于“上帝”的教义而把孔子同其他偶像一起抛弃，也毕竟是对现存秩序的触犯。异端思想往往被统治者认为是危险的思想。它虽不一定都是革命的思想，但它总包含着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触犯或背离，因而异端思想的宣传者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起而反抗现存的统治秩序。洪秀全不是一般地宣传拜上帝、去偶像，而且批判当时社会的腐败现象，憧憬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这种批判和憧憬，是同当时的现实社会矛盾的，因而它们也包含着否定这种现实社会的胚胎。在这个时期，他在*态度上虽然并不是反清革命者，但他思想中的异端因素和积极因素，却包含了进一步发展成为革命思想的可能。因此，对于洪秀全，从对社会邪恶的批判，到对邪恶社会的反抗，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壁。他来到广西以后，冯云山的成就和密图，特别是他实际接触了广西的阶级斗争形势，为他实现由此及彼的转变提供了条件。广西地处中国南陲，清朝的统治更为腐败而无力，人民屡起反抗，素称多盗之乡。鸦片战争以后，“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至道光二十七、八年间，楚匪之雷再浩、李元发两次阑入粤境，土匪陈亚溃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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