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见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矣。”(见《劝世良言》卷一、卷二、卷五、卷六、卷七。)所有这些在神学宣传中涉及的世俗问题，在当时中国社会中，不但存在，而且也为洪秀全所耳闻目睹。这些言词，触发、影响洪秀全憧憬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社会，是有可能的。但洪秀全在这方面与梁发有很大不同。梁发主要是劝戒贫者安贫、富者慕义而获得精神的解决，而洪秀全却是积极地要求一个公平正直的社会。这是他对《劝世良言》的突破，也是他对自己的《原道救世歌》所宣传的安贫乐命思想的突破。当然，在洪秀全后来的和太平天国的一些文献中，要求贫富各安所安的思想仍有很大影响。这是需要另外探讨的问题，这里不论。
但是，洪秀全在突破《劝世良言》的地方，所进入的是中国古老理想的迷宫。“天下为公”的“大道”，是我国私有制和阶级社会弊病丛生之际，人们对于传说中的古代社会所作的理想化的描绘。它是我国优秀的思想遗产，在我国社会的不同阶段上都曾被一些有志救世的思想家所称引。称引这种思想的不同思想家，他们思想的时代属性和阶级属性，是需要根据他的其他言行和社会关系来作分析的。例如，孙中山是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当然不是根据于他憧憬和希图实现这一古老理想。产生于古代的这种“大同”理想，本身不可能包含属于近代的社会*观念。洪秀全突破《劝世良言》的浅陋说教，但他的目光没有、也不可能转向未来，因为未来在那时还是那样的朦胧；他只能转向过去，把救世的热情倾注于他所熟知的理想化了的过去。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称引了古老的理想，但并没有提出任何新观念。因而我们没有根据认为洪秀全在这里宣布了经济平等的思想。恩格斯早就说明，近代平等要求的产生是与近代阶级关系的新构成相联系的，经济平等的思想甚至只有近代无产阶级才能提出。(《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一四三页。)他还指出，早期基督教中曾有过的某种财产公有，也是由于受迫害者的团结所造成的，而不是来源于真正的平等观念。(《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一四六页。)根据恩格斯分析思想观念时所使用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说《原道醒世训》宣传了经济平等，至少是缺乏说服力的。
我们要称赞洪秀全的《原道醒世训》在思想境界上较之《原道救世歌》的进步，但也不能忽略它们的共同点，这就是它们都没有任何的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思想。《原道醒世训》把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原因，归之于“世道乖离，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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