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心理学上看来,这种大集会,又有如近代基督教之布道奋兴大会。在会场的万数千人以至数万人,皆有集中的注意、提高的情感、团结的意识、共同的观念、一致的行动、深刻的印象、强烈的暗示、迷目的象征(如彩旗、大纛、军器等)出色的人物、动听的讲辞等等。所以此举呼吁于民众的心理,予以剧烈的刺激,引起兴奋的情感,发生传染的作用……”@41这颇有道理。
如此等等,都是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具体而言的。还应该特别注意到,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的军纪教育中的正面作用,总的说来取决于拜上帝教的特质以及它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整体联系。
我们知道,拜上帝教产生的触媒以及构成它的相当比重素材甚至可以说是灵魂,是来自西方的基督教。而当时的西方基督教,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有突出地位,是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它在当时中西关系中的角色而言,既被利用为殖民侵略的重要工具,又是“西学东渐”的重要载体,而且它本身亦即属“西学”的范畴之内。洪秀全之所以对它深感兴趣而尽其所能地接受,不但使他得以创立起拜上帝教,而且终使拜上帝教与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联姻,这绝非偶然。从根本上说来,这与当时基督教包含和承载了与封建专制思想体系和*体制相对立的内容,而这又正投合了反叛清朝的洪秀全和他的农民兄弟们的需要分不开。正是以上帝为崇拜的唯一真神,便可把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特别是当时的清朝皇帝,以及那些由封建帝王们树立起来的为他们服务的偶象,统统划入当诛当伐的“邪”、“妖”之列;正是以上帝为天下所共之父,才把“邪”“妖”之外的天下人群推衍为兄弟姊妹一家人。这样,千年不易的维系封建等级差别和整个统治秩序的伦理纲常,便第一次被带有新质的因素所冲击;而一定量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也就随着西方上帝被从素材上借用而融化进拜上帝教之中。惯常,人们一般也承认洪秀全属于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之列,但一讲他的思想,又往往认定于所谓当时农民阶级所不能超越的封建樊篱之内,这不能不算是一个矛盾.事实上,洪秀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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