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能不严重影响到太平军的纪律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又不能清醒地抛开宗教护符，而仍乞灵于它，还想靠恢复和重塑军民的宗教信念来重振昔日雄风，洪秀全为此陷入了迷狂甚至严重病态的地步，就连还算比较清醒的洪仁玕于此道也不遗余力。他在有关太平军纪律教育的重要文献《干王洪宝制》中，就纳入了相当比重的宗教内容，如仍炮制了“知罪”、“悔罪”、“改罪”、“赦罪”、“赎罪”、“无罪”、“受福”的多环“长链”，还有长篇祈祷词(《干王洪宝制》，《太平天国》，第2册，页663～668。)。这样搞已不免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事与愿违，扼止不住太平军中组织焕散、斗志消沉、不遵命令，甚至扰民害民等违法现象向严重处发展的趋势，这时部队的纪律和整体风貌，与前期那种严明持正、团结一致、勇往直前的状况已不可同日而语。当然，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如太平军较前成分庞杂而致整体素质条件降低，就很有直接关系，但宗教方面的因素诚不失为要端之一。
不仅如此，其实，即使在拜上帝教对于太平天国军纪教育发挥积极作用较大的时候，反向作用力也是正和正向作用力互包并存的。譬如，与上面列及的诸种正向作用力相联系，不也有着宗教狂热的盲动力，宗教病态的*力、宗教荒诞的迷惑力等作祟为害吗？关乎此例，事实醒目，毋庸一一具体示例。
恩格斯说：“为了相信人的事物的重要和伟大，没有必要给真正的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历史的有神性越大，它的非人性和牲畜性也就越大”(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页650～651。)。太平天国的军纪教育乃至其他方面的活动，作为革命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实在内容，本乃“重要和伟大”的“人的事物”，因为与拜上帝教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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