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是因为拜上帝教与一种正义的、进步的事业，与为此事业而战斗的一个群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象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毋庸泛论新教与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仅以英国的情况来说吧，“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清教徒比其他一切党派都表现过更大的毅力”，克伦威尔自认是上帝的工具，称自己的行动为上帝意志的产物，使他具有了不可遏止的力量(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当时，就有在华的西方人将这场运动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类比，大意说：这是现代的一宗奇事——现在中国的战争之迹近清教徒（克伦威尔等）及侠士们，与荒*的无神的清军对抗的，是有节制的、虔敬的、打破偶象的太平军，他们的领袖颁下特诏教人遵守“第七诫”（禁奸*），违者处死刑，又严禁饮酒、吸鸦片与烟草，而切实执行此*，此种节制连同每日讴歌颂神与祈祷上帝、诵读宗教书籍、及礼拜日大会——如果这些行动足以使其类似清教徒的军队，则我们不能承认，他们之杀戮满人和其他闭门不纳及拔刀相向的敌人，就是与克伦威尔之义举不相异的了。(《北华捷报》、第360期，1856年6月7日。)当然，这种类比并不见得很恰当，当时的中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条件不同，太平天国革命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面貌也大异。不过，就宗教与革命运动相联系并从中起了某种积极作用而言，两者也的确有着类同之点。由此，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背景中和深刻的根源上，体察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军纪教育中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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