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戊戌思潮力主废八股，改科举，广泛设立各级新式学堂和各类专门学校，派遣留学生，奖励游历，积极培养资本主义人才。他们重视新闻出版事业，讲求科学文化，力倡广开民智。其代表人物及追随者身体力行，大办报刊杂志，设书局，译西学，办图书馆，遍组学会，显然具有西方近代文明雏型。同洋务派开办的同文馆、武备学堂相比，这个性质就更觉鲜明。

　　对于封建主义的学术思想理论、传统伦理标准、习惯风格的态度，戊戌思潮同洋务运动也有本质区别。维新派运用资产阶级民权理论，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和封建等级观念，厉加批判。他们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为武器，戳穿了“君权神授”的弥天大谎。严复的《辟韩》发难于前，谭嗣同的“冲决网罗”冲锋随后，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概，向封建主义全面开火。康有为的“毁家灭族”警世骇俗，不啻是对封建宗法思想的迎头痛击。反之，洋务派则咬定“伦纪”、“圣道”、“心术”，“夫不可变者”，只需向西方学点“法制”、“器械”、“工艺”而已。一言以蔽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梁启超在《李鸿章》一书中，给他们画了个精彩的脸谱：“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饮冰室合集》专集：《李鸿章》、《新民说》、《自由书》，上海中华书局。)

　　戊戌思潮不仅同洋务运动根本不同，而且也不是十九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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