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90年代间，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简单重复，它有自己的新质、新内容。诚然，早期改良主义者提出了许多具体改良措施。然而，他们的主张，是片断的、零碎的，活动也是分散的。只有到康有为的七次上书，才汇合成为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纲：只有到《天演论》、《原富》等译著出版后，中国人民才得以第一次直接接触西方学术文化的熏陶。戊戌思潮比早期改良主义思潮更上一层楼。它突破了一个个的具体建议、具体措施的局限，具有初步的资产阶级理论形态，形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学说体系。它广泛宣传了各个方面、各个流派的资本主义文化，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它大力鼓吹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更是早期改良主义者做梦也不敢想、或者想过也不敢说的。戊戌思潮的对象，也从早期改良主义者竭力争取、屈从以至依附的洋务大员，扩大到统治阶级中下层人物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舆论和风气，这同样为孤立活动的早期改良主义者们望尘莫及。
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和态度，是戊戌思潮区别于洋务运动、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又一重大标志。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本性有相当警惕，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不再停留于对具体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人物的不满和抨击，而是从结果去探索原因，从现象去发掘本质。他们揭露列强通过殖民、铁路、外债、工商、传教等种种渠道，竟相瓜分弱小国家。他们清醒地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列强“即不尔而握全国平准界之权，已是使我民无复遗类”。而这种无形瓜分比有形瓜分更加可怕，其“有形之瓜分或致死而致生之，而无形之瓜分则乃生不如死，存不如亡，正所以使我四万万国民陷于九州而莫能救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民族竞争之大势》、《论教育当定宗旨》、《论保教非所以尊孔》、《新史学》、《诗》，上海中华书局。)
维新派提出了崭新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概念，力图从根本上去启迪群众的爱国心。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专论国家思想，以极其犀利的笔锋，批判了封建正统的国家观：“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而非为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国人以忠之一字为主仆交涉之专名，何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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