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深刻的集于一身的内在矛盾，康有为的解决办法是：《大同书》“秘不示人”。但是，不以康的意志为转移，大同思想集中表达的中国资产阶级对未来的憧憬响往，有如黑暗中的闪电，照亮了青年一代的道路，激发了他们探寻真理的勇气和对事业的热诚。万木草堂学生对康的倾心悦服，谭嗣同尊康为“一佛出世”，唐才常推之为“当代一人”，都是这种作用的真实写照。
同样的矛盾，于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人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以谭嗣同表现为最突出。谭在《仁学自序》中誓欲“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他对封建君主专制切齿痛恨：“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勇敢非凡的思想家，临死前却说出：“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谭嗣同全集》：《上欧阳瓣□师书》，三联书店。)。当然谭并非两面派，他是戊戌人物中，最有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的硬汉，一个敢作敢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的矛盾是时代的悲剧。
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态度，也反映出复杂的两重性。维新派一方面切齿痛恨帝国主义侵略，一方面又对列强存有幻想。谭嗣同怒斥日帝将我“兵权、利权、商权、税务一网打尽……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谭嗣同全集》：《上欧阳瓣□师书》，三联书店。)同时又视日本为“唇齿之邦”，英国为“救人之国”。在义和团问题上，康有为提出“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转引自《近代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从仇视群众而滚进了媚外泥坑。在《辩革命书》中，指斥革命是“同室操戈，他人入室，无端生此大波”，(转引自《近代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恐外心理跃然可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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