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人物的积极作用，主要并不在于*改革的成效，而在于思想启蒙的影响。以康有为为例，这位变法运动领袖的社会理想及其光辉，与其说在戊戌奏稿，还不如说在1902年正式写成的《大同书》。《大同书》尽情歌颂的，是建立在“独人”基础上的“大同社会”，即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理性王国。他在书中大声疾呼：“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疾苦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尽管《大同书》汲取了《礼运篇》所描绘的传统儒家理想，也掺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但它苦苦追求和着力美化的真正目标，既不是田园诗般的自给自足小康生活，也不是未来乌托邦社会的种种建设性方案，而是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基础上，建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社会，在中国能够再现，

　　康有为公开表明：“毁家灭族”是“求大同”的起点。梁启超对此深有领悟，多次提及。这就有力地反证了《大同书》的矛头所向。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石，就在于获得人身自由的个人，把人从宗法社会中解放出来。《大同书》对君主制度在内的整个封建社会，进行了全面批判，是一篇毫不留情的战斗檄文。它反映了思想极其复杂的康有为，内心深处的真实倾向。

　　有趣的是，在康有为的戊戌奏稿中，却根本无从窥见这个大同社会的理想，连一星半点的信息都很少。更令人惊诧的是，在《大同书》发表的同年，康还发表了《南海先生辩革命书》：“苟未至民主之时，帝室统系，必有一家，纵非人人所能为”，革命“乱说”，“于伦理为悖，而不顺于时势为反而非宜”。(《饮冰室合集》专集：《李鸿章》、《新民说》、《自由书》，上海中华书局。)其保皇主张，与《大同书》作者判如两人，如康自己所说：“思必出位，所以穷天地之变。行必素位，所以应人事之常”。(康有为：《礼运注》，转引自《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清代近代部份）》，中华书局。)宏伟的社会理想同保守的现实立场剧烈冲突。对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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