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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戊戌前后梁启超保教思想德肯定与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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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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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第3期。）或说梁氏对把孔子奉为宗教的先知和把儒教作为国教没有热情，宗教体系全然不在这一时期梁氏的关怀之列。（注：［法］巴斯蒂：《梁启超与宗教问题》，载［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10页。）揆诸事实，这些说法与梁启超的实际思想不相符合。
1890年秋，梁启超经陈千秋引见，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正是康有为构建他的今文经学，阐发孔子教义的时期。在师从康有为之后，梁启超起初虽由于阅世过浅，对康有为所授佛学“不能多受”，但对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和其所阐发的孔子教义则从一开始就大为折服，“决然舍去旧学”。（注：《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7页。）在接着的日子里，梁启超不但参与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奠基之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书的编写工作，而且与陈秋千最早得闻康有为当时还秘不示人的《大同书》，不顾老师的反对，便在同门弟子中广为宣传，致使“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注：《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0页。）1894年他手写《读书分月课程》，向同门弟子介绍万木草堂的读书方法，首先也是建议从今文经著作《公羊》和《春秋繁露》两书读起。
1895年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梁启超的言行更表明他是保教主张的积极支持者和提倡者。在他发表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中，梁便将“保教”与“保国”和“保种”一道看作变法所要实现的目标，指出：“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注：《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一文中，梁则阐发康有为《两考》中的观点，明确要求将孔子奉为教主，强调通过读经，“当知孔子之为教主”、“当知六经皆孔子所作”、“当知孔子之前有旧教，如佛之前有婆罗门”、“当知六经皆孔子改定制度以治百世之书”、“当知七十子后学，皆以传教为事”、“当知秦汉以后，皆行荀卿之学，为孔教之蘖派”、“当知孔子口说，皆在传记，汉儒治经，皆以经世”、“当知东汉古文经，刘歆所伪造”、“当知伪经多摭拾旧教遗文”、“当知伪经既出，儒者始不以教主待孔子”、“当知训诂名物，为二千年经学之大蠹，其源皆出于刘歆”、“当知宋学末流，束身自好，有乖孔子兼善天下之义”；通过阅读诸子之书，“当知周秦诸子有二派：曰孔教，曰非孔教”、“当知非孔教之诸子，皆欲改制创教”、“当知非孔教之诸子，其学派实皆本于六经”；通过读史，“当知太史公为孔教嫡派”、“当知二千年*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当知历代制度，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宣称“孔教之至善，六经之致用，固非吾自袒其教之言也”。（注：《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按：对于梁这番奉孔子为教主的言论，当时同情维新运动的蔡元培就批评他“窜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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