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戊戌前后梁启超保教思想德肯定与否定 |
 |
时间：2007-3-9 17:39:33 来源：不详
|
|
|
汪梁之争的性质》，《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对《时务报》采取杯葛行动，于10月间离开《时务报》馆，前往长沙主讲时务学堂，辞去《时务报》总笔之职。
在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期间，梁继续大力宣传保教，重印康有为的《长兴学记》，并加序文，提出“爱同类及异类，推孔教以仁万国”。（注：《翼教丛编》卷四，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武昌重刻本，第35页。）另撰《春秋界说》和《孟子界说》两文，宣传“《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注：《合集》，文集之三，第14页）推崇孟子为孔教传人，声称“孟子于六经之中，其所得力在《春秋》”，“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保民为孟子经世宗旨”，井田为“大同之纲领”，性善为“大同之极致”，尧、舜、文王是“大同之名号”，王霸是“大同、小康之辨”，孟子所说，即“孔子之言”。（注：《合集》，文集之三，第17-21页。）在他手订的《万木草堂小学学记》和《湖南事务学堂学约》中，梁启超都将“传教”作为其教学的一项主要内容，强调“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则皆传教之课也”，“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学之究竟也”。（注：《合集》，文集之二，第28、29页。）结果，他的保教宣传招来保守士绅的猛烈抨击。湘中士绅叶德辉甚至认为梁启超的保教言论较诸他宣传自由平等之说更为有害，指出：“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权平等改制耳，鄙人以为康梁之谬尤在于合种通教诸说。梁所著《孟子界说》有进种改良之语，《春秋界说》九论世界之迁变，隐援耶稣创世纪之词，反复推衍。此等异端邪说，实有害于风俗人心，苟非博观彼新旧之书，不知康、梁用心之所在”。（注：《翼教丛编》卷六，第33页。）
从保教立场出发，梁启超对在民间设立孔庙、举行祭孔活动也持赞同态度。1896年底，他在写给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的信中即建议仿照西方宗教仪式，在美洲的海外华人中劝设孔庙，举行礼拜活动，指出：“西国之人，各奉一教，则莫不尊事其教主，崇丽其教堂，七日休沐，则咸聚其堂而顶礼，而听讲。……今中国之人，号称奉圣教，而农工商贾，终身未登夫子庙堂，不知圣教为何物。故西人谓我为半教之国，良不诬也。今宜倡义劝捐，凡华市繁盛之地，皆设建孔庙，立主陈器，使华工每值西人礼拜日，咸诣堂瞻仰拜谒，并听讲圣经大义，然后安息，则观感有资，薰陶自易，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注：《合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