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无论何事，皆胜多矣”。（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7页。）其看法与几年前劝设孔庙判若两人。
事实上，对于戊戌前后自己提倡保教思想，梁启超一直供认不讳。在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时，梁就承认自己也曾是力主保教的人物之一，称“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并在该文的附识中写道：“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注：《合集》，文集之九，第50页。）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梁对其戊戌时期与老师康有为的思想分歧虽然不无夸大之处，但并不否认他本人曾是今文学派的“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只是到三十岁以后“才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注：《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1、63页。）总之，那种认为梁启超从一开始就对保教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的观点与梁氏思想是不相符合的。
二 梁氏保教思想之动机
对于自己为什么支持传教和保教，梁本人做过许多解释。如在1897年写给严复的信中，他解释之所以宣传孔教，目的在于固结人心、统一士人思想，“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从而达到“人易信而事易成”。（注：《合集》，文集之一，第110页。）1899年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梁提出立孔教为国教，是为了达到改造国民思想的目的，声称：“欲国家之独立，不可不谋增进国民之识力；欲增进国民之识力，不可不谋转变国民之思想；而欲转变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此天下之公言也。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于宗教革命，而古学复兴也。……故欲振兴东方，不可不发明孔子之真教旨”。（注：《合集》，文集之三，第55页。）就此来说，梁启超宣传保教目的是要为当时的变法维新运动提供理论根据。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当时支持保教除了*动机之外，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文化动机。具体言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