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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戊戌前后梁启超保教思想德肯定与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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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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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西方文化的初期，必然产生文化认同问题，遇到如何维护文化自信心和自尊心的问题。梁启超在宣传保教过程中就曾一再表达出这种内在需求，反复强调在学习西学过程中切不可妄自菲薄，轻视或抛弃中学，沦为“洋行买办”或“通事之西奴”，“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之文字，悉付之一炬”；宣称“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呼吁广大士人必须承担起复兴儒学赓续传统文化的责任，指出“方今四彝交侵，中国微矣。数万万之种族，有为奴之恫，三千年之宗教有坠地之惧，存亡绝续，在此数年，学者不以此自任，则颠覆惨毒，宁有幸乎！”（注：《合集》，文集之一，第129页。按：梁在《学校余论》、《上南皮张尚书书》、《复刘古愚山长书》等文中，也对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丧失文化自信心的现象有所批判。）出于同一需求，梁对西方舆论将中国说成是一个劣等民族也极为反感，撰文予以反驳，指出“西方其毋尔，中国非印度、土耳其之比也”。（注：《合集》，文集之二，第12页。）他认为中国现在虽然落后于西方，但这仅仅是发展先后的差别，并无“低昂”之别，“其实西人之治亦犹未也”，因此“匪直黄种当求进也，即白种亦当求进也”。（注：《合集》，文集之一，第109页。）他在《论中国之将强》一文中大谈中国土地之腴，物产之丰盛，人种之聪慧，宗教之开明与人道，以及人民之勤俭和富于殖民精神，号召中国人不必丧失自尊心和自信心，坚信“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注：《合集》，文集之二，第13页。）梁启超的保教主张，即是这种维护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的一个外在体现。
最后，梁氏提倡保教和传教，部分也是出于实现天下大同的文化理想。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虽然致力于“保国”、“保种”的救亡运动，但他同时仍保留传统的天下主义思想，对老师康有为仍秘不示人的大同思想也是津津乐道。在他发表的《春秋中国夷狄辨序》和《说群序》等文中，梁大谈《春秋》“三世”理论和治天下思想，提倡“天下群”，宣称“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指出所谓大同，即是《易经》所说“见群龙无首吉”，《春秋》所说“太平之世，天下远近若一”，《礼记》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批评欧美等国“各私其国，各私其种，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财，度支之额，半充养兵，举国之民，悉隶行伍，眈眈相视，齮龁相仇，龙蛇起陆，杀机方长，螳雀互寻，冤亲谁问”，（注：《合集》，文集之二，第11页。）认为“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注：《合集》，文集之二，第4页。）明确主张应破除“国界”，指出“彼天下亦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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