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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戊戌前后梁启超保教思想德肯定与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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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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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之三，第5页。）对于德国兵毁坏山东即墨县文庙内的孔孟塑像，梁启超认为这是“灭我圣教”之举，事关“吾教之盛衰，国之存亡”，于1898年4月29日与麦孟华、林旭等12人发布《公启》，呼吁士人联名上书，查办毁像之人，声言“凡我同人，读孔子书，受孔子教，苟忍坐视圣教沦亡，则是自外衣冠之种族”。（注：《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经过多日的联络，5月6日梁启超又与麦孟华一道领衔，动员830名举人署名，上书都察院，谴责德国兵的行为“蔑我圣教，视我无人”，认为其危害较诸割让胶州半岛有过之而无不及，“割胶不过失一方之土地，毁像则失天下之人心，失天下之圣教，事之重大，未有过此”，要求清政府必须就此向德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责令德方查办毁像之人，并勒令赔偿，只有如此，“庶可绝祸萌而保大教，存国体而系人心”。（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广东举人梁启超等称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梁启超当时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危言耸听，应该说不只是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出于“为变法制造舆论”，（注：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而与梁启超这一时期的保教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换言之，梁启超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并非偶然，正是保教思想使然。
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也没有立刻放弃保教思想。1899年5月在日本哲学会作题为《论支那宗教改革》的演讲中，梁启超仍奉孔教为中国人的宗教，并对孔教做了更为现代的解释，宣扬孔教之本旨为“进化主义非保守主义”、“平等主义非专制主义”、“兼善主义非独善主义”、“强立主义非文弱主义”、“博包主义（亦谓之相容无碍主义）非单狭主义”、“重魄主义非爱身主义”。（注：《合集》，文集之三，第55-56页。）同年，梁启超还在《清议报》上重新发表他在戊戌年所作的《春秋界说》和《孟子界说》两文，并发表《纪年公理》一文，建议以孔子生卒年为中国纪年，指出“要之中国之种，使从此灭绝为奴、不自立则已耳；苟犹自立，则纪年必归于一。一者何？必一于教主也”。（注：《合集》，文集之三，第36页。）直至1902年2月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梁启超才公开宣布放弃保教主张，提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注：《合集》，文集之九，第50页。）同时，在写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也明确反对劝设孔庙，认为此举“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若以投之他种公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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