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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戊戌前后梁启超保教思想德肯定与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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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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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三个动机：
第一、抵制西方基督教的侵蚀与冲击。梁曾明确指出“保教之论何自起乎？惧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注：《合集》，文集之九，第53页。）他本人在宣传保教主张时，首先也是对西方基督教之兴盛与儒教之式微深感忧虑，强调“彼教之挟国力以相陵，非所畏也，在吾之能自立而已”，（注：《合集》，文集之三，第10页。）认为“佛教耶教之所以行于东土者，有传教之人也；吾教之微，无传教之人也”。（注：《合集》，文集之二，第35页。）在为老师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做的辩解中，梁更坦言并非要与考据家争一日之长短，而是因为“今景教流行，挟以国力，其事益悍，其机益危，先生以为孔教之不立，由于孔学之不明，锄去非种，嘉糓茂，荡涤槃雾，天日乃见，故首为是书以清芜秽”。（注：《合集》，文集之二，第62页。）正是出于对基督教侵入的抵制，梁启超虽然宣传汲取西方文化，但对基督教与传教士的评价则甚低，多有贬词，认为西学与西方宗教无关，指出“近日士夫多有因言西学并袒西教者，慑于富强之威，而尽弃其所据，亦由前此于中国书未经读有心得也。亡友陈君通父著有《耶稣教平说》一书，未成而卒。其第四篇曰泰西政事原于罗马与耶稣无关考，其第五篇曰泰西艺学原于希腊与耶稣无关考，可谓持平之论矣。”（注：《合集》，文集之二，第62页。）主张在学习西学的过程中不宜以传教士为师，断言旅华传教士“不学无术，亦乌足以为人师也？即或能之，而言语不通，情意不达，乌在其能传授也？”（注：《合集》，文集之三，第13页。）同时，梁对他本人与传教士的关系也讳莫如深。尽管他本人在1895年底与1896年初与传教士李提摩太有过共事的经历，担任李的中文秘书，（注：Timothy Richard,Forty-Five Years in China(London,1916),p255。）但梁在文章中尽量避免提及，只是在为传教士李佳白之请而作的《记尚贤堂》一文中被迫提到自己与李有过交往，“昔在强学会，习与余想见”。而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惟一反映他本人与传教士关系的文章中，梁启超写得十分矜持与冷淡，不但惜墨如金，通篇只有175个字（为《饮冰室合集》所收最短的一篇文章），并且一开头就言明此篇系因李佳白的乞请而作，与李保持距离。对于李筹设尚贤堂，举办藏书楼、博物院等计划，梁也没有表现出象对其它一些维新活动那样大的热情，反而表示伤感，认为此事不是由中国人自办，反而由旅居中国的西方人越俎代庖，“抑亦中国之羞也”。（注：《合集》，文集之二，第32页。）
第二、维护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对自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并有着举人功名的梁启超来说，他虽然受民族危机的刺激，意识到中国要生存，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但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他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尤其是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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