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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戊戌前后梁启超保教思想德肯定与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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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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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也，妄生分别，自生蟊贼，故国与国之界限不破，则财政终莫得而理，天下终莫得而平”。（注：《合集》，文集之二，第46页。）梁启超当时提倡传教和保教，一部分便是为实现治天下的理想，这在他写给老师康有为的一封信中阐述传教的意义时讲得最为清楚。针对当时康门内部对于传教和救亡的关系存在不同看法，梁明确表示“传教”较诸救国更为重要，建议应暂且放弃*活动，专门从事学问，然后再出来传教，指出“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批评反对这一主张的同志失误在于“不知我辈宗旨乃在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4-545页。）在为湖南时务学堂所订的教学大纲有关传教部分的内容中，梁启超也强调实现治天下为传教之最终目的，宣称“孔子之教，非治一国，乃以治天下。……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志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为学之究竟也”。（注：《合集》，文集之二，第29页。）
暂且撇开保教思想存在的诸多局限，就梁氏主张保教的上述三个文化动机来说，如果不是站在西方中心论立场上，则不能完全说是保守的，而毋宁说有很大的合理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在学习和引进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过程中，如何维护固有的文化认同，保持文化自信心和自尊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合理的关怀，而不应简单地斥之为有悖理智的感情冲动。事实上，即使在今日全球化时代，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也依然面临着如何在全球化的冲击底下维护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至于梁氏保教主张所表现出来的天下大同理想，固然有悖近代中国救亡御侮的时代主题，但就文化角度来说，它无疑超越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体现了对人类的关怀，具有永恒的价值。再者，梁氏的保教主张一方面有抵制西方基督教侵蚀的动机，但在宣传将孔教尊奉为国教的过程中，梁氏并没有对其他宗教采取完全排拒的态度，甚至包括基督教——尽管对其评价较低，而是主张汲取各教之精华，创一新教，明确指出“非通群教，不能通一教，故外教之书，亦不可不读”。（注：《合集》，文集之二，第35页。）梁氏保教思想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雍容大度、海纳百川的气度，是所有其他宗教不可同日而语的。
三 梁氏否定保教思想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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