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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戊戌前后梁启超保教思想德肯定与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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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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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师康有为悖谬之言，为可恨也”（《蔡元培全集·日记》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守旧派士绅叶德辉则撰文逐条反驳，骂梁为“士类之文妖”，见《翼教丛编》卷四，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武昌重刻本，第64-71页。）在写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甚至认为钻研和传播孔教比维新运动更为重要，建议“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4-545页。）
进入1897年，康有为的保教主张不但遭致顽固派的攻击，而且也引起许多主张变法维新人士的非议。在要不要保教问题上，梁启超虽然因黄遵宪等人的劝说，对康有为的保教主张一度“依违未定”。（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0页。）是年春，他在写给严复的一封信中甚至对严提出的“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观点表示苟同，指出“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并认为保教主张障碍学术和思想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梁此时已对保教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就在写给严复的同一封信中，梁仍为保教主张辩解，认为保教在当时中国仍有其必要性，指出：“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注：《合集》，文集之一，第110页。）在其它场合，梁启超更是不遗余力地捍卫师说，公开宣传保教。就在写信与严复讨论保教问题前后，梁便在《时务报》馆因倡言保教、奉康有为为教皇而与章太炎产生严重冲突，逼使后者离开报馆。（注：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5页。）在与另一位友人讨论保教问题时，梁启超也一改矜持态度，大谈《春秋》三世之义，极言保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声称“居今日而不以保国保教为事者，必其人于危亡之故讲之未莹、念之未熟也”，呼吁仿照西方保国公会，成立“保教公会”。（注：《合集》，文集之三，第10-11页。）更有甚者，为宣传保教主张，梁启超还不顾大局，违背一年前初入《时务报》馆时许下的不在报上宣传老师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承诺，坚持要在报上宣传师说，在办报宗旨上与《时务报》总理发生公开冲突，扬言“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未能征引，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子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2页。有关梁启超在时务报馆与汪康年的矛盾和冲突请参见拙文《论汪康年与〈时务报〉——兼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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